五九年，不是大躍進嗎？
    那時，各行各業都在躍進，不躍進不行，不躍進就跟不上形勢。跟不上形勢在那年月很危險，往小裏說是跟不上形勢，往大裏說就是犯錯誤。
    就象文革中的逍遙派，你逍遙，你就是不革命，你不革命自然是對文革心存抵觸，因而會受到批判。
    各行各業都大躍進，學校亦不能免。
    當時，我就讀在南昌市東湖區中心小學，它在這一年辦了一個躍進班。這個班辦得不錯，六零年就畢業了。因此，到了六零年，決定再辦兩個，這就輪到我了，因為六零年我四年級。
    學校裏從它八個班裏挑選出優等生大約一百多人組成了兩個班，即五五班、五六班。
    我有幸恭列其中。
    我所在的班是五班，班主任是蔡老師。蔡老師叫蔡恒，是一個極有氣質的中年女子，人也長得端莊漂亮。她的丈夫是一個在鎮反時被鎮壓了的國民黨警官，據說還是上饒集中營的警官（這個隻是聽說，具體怎樣我那時還小，不是很清楚。）。五六班是一個王老師，王老師年青，也非常漂亮，她丈夫是一個現役軍官。
    蔡老師和王老師私交不錯，是好朋友，現在成了競爭對手，這競爭也就白熱化了。
    但我們這個五班就是不爭氣，每次考試都考不過六班。
    就象在戰場上，國軍打不過共軍一樣，每次都比不過。
    蔡老師很生氣。
    我當時在班上算中等，一次不知做了什麼壞事，被蔡老師叫去克。
    蔡老師用手指頭戳著我的額頭，恨不打一處來地罵道：“你以為你有資格進躍進班？你隻是因為是我八班的（即我原來是四八班，原來就是她的學生），五班是以八班為基幹的，這樣，你才進了躍進班！”
    原來如此！
    我是一個次品，隻是占了八班的光，誤打誤出的進了躍進班。
    由於有了我這樣不爭氣的學生，五班就怎麼也比不過六班。
    這使我很咀喪。
    可能是因為有了我這樣的學生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五年級終了時，上級來了文件。說質量不達標，躍進班就不躍進了，依然還上六年。這樣我們這一屆躍進班就不躍進了，這樣也就有了後來的六五班和六六班。
    蔡老師是一個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我們上六年級時，她生了病，不能來教我們了。當時，我們全班為她還鬧了起來，幾乎是要罷課。
    這可是對一個做老師的最大葆獎。最後還是蔡老師寫信來給我們做工作，才使這一已經鬧起來的學潮得以解決。
    小學畢業後，我和一個學友在兩個春節都去看望過她，給她拜年。
    最後一次見到蔡老師，在文革中。
    當時我和這個學友在去南昌七中路上。我這個學友還在七中，他讀了高中，而我卻進了工廠。
    在七中和江西省委間的那條馬路上，我看見了蔡老師，她由自己的兒女攙扶著在對麵馬路上向著我們向前走。蔡老師這樣的身份背景，在文革中，不可能不受到衝擊批鬥。
    她被兒女攙扶著（可見她的身體），神色顯得異常憔悴。
    我一看到蔡老師，就脫口而出：“蔡老師！”意即提醒我的這個學友，我們見到了蔡老師。
    當時，我這個學友卻對我說：“她是牛鬼蛇神，她現在在這裏的小學教書，我經常碰到她，我從來就不叫她了。”
    就在這一遲疑，蔡老師已經走了過去。
    這在我，是我這一生最懊惱的事，也是我這一生，再也無法彌補的事。
    在這裏，我自然不是在指責我的這位學友，因為當時，我自己也顯得非常矛盾，麵對著這突然的遭際，我真有點準備不足，不知道該如何麵對，所以才有了那句尋求支持的叫聲。
    我真的非常懊悔，懊悔那時，我沒有鼓起勇氣來叫她一聲“蔡老師”。
    我們這一屆躍進班的不躍進，現在想想，自然不能怪我這樣的學生，怪的應該是這種揠苗助長式的大躍進，是它違背了客觀發展規律。它是一種極左思潮，它的失敗不僅體現在我們這個班上，也體現在各行各業，各條戰線上。比如大煉鋼鐵，比如糧食上衛星等等，給國民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我記得我父親所在的藝術學院也有這樣的大躍進。
    一天，一個印象派油畫教授，來到我家，他是我父親的深交。
    這人平和，做人謹慎，五七年黨叫提意見時，他就沒提意見，逃過了一劫。但他這次來，似乎也有點悶悶不樂。
    他說：“書記找我了，說現在各行各業都在大躍進，我們學院裏也應該大躍進，不躍進就跟不上形勢。他問我，你們美術係那個工農速成班能不能再來一個大躍進？比如一年？”
    工農速成班本來就是大躍進的產物，由本來的三年躍進到兩年，現在再躍進，就隻好一年了。
    我父親很感興趣，問他：“你怎麼說？”
    他自我解嘲般地笑道：“我當然說，可以，可以。不要說一年，就是一個月，一個星期，我也給他教出來。——這算什麼？”他話鋒一轉，象他這麼平和的人，也動了脾氣，大罵道，“他以為這是什麼？這是藝術！藝術知道不知道？一年？一年能夠學什麼？純碎是胡鬧，誤人子弟！”
    這就是我的躍進班不躍進的故事，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用以來紀念我的蔡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