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青時喜歡胡鬧，我們年青時也胡鬧。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日子壓抑。沒有書看，沒有電影電視，不許下象棋打老K釣魚，沒有娛樂場所。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九點，不是上班就是開會。晚上，小組從七點開始討論白天的工作和學習。反正，一個人一天到晚沒有屬於他自己的時間（也有，四點下班，開會到五點。吃晚飯，到七點，這兩個鍾頭由自己支配，洗衣一般都在這個時候）。
    當然各個工廠各個地區也會有所不同，我所說的隻是我所在的廠。
    文革中，也不是天天不上班，隻要不武鬥，一般都要上班。那時領導不大敢管理，上班報個到便回家是常事。要不搞私有，“搞私有”是那時的名詞，也有叫“搞小私有”的，就是拿廠裏的材料做自己的東西，明目張膽的拿，這不算偷。每一個人都做，領導自己也做。如做得嚴重了，領導會在車間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一下，晚上在小組會上自己鬥私批修一下一般就可以了。但有時，廠裏又會抓生產，而且抓得很緊，緊到春節都不放假。也就是說，那時整個國家的革命和生產，就象打擺子的病人一樣，忽冷忽熱地一直這樣鬧騰著，整個國家的狀況也就走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就是在這嚴如軍事管製般的生活中，年青人的天性也是控製不住的，我們照樣會胡鬧。比如上班就紮堆，女的織毛衣，男的談空天。那時，人浮於事，一個人的工作幾個人做，到月底，完成任務就行了，完不成任務，領導也沒辦法。當然也要有度，不能成為靶子。一成為靶子，就要揪出來挨鬥。再比如開會就談小道消息，胡扯，談男女之事。一般到最後，小組長都會敲敲凳子，叫道：“好了好了，不要亂談了，談正事……”。
    那時，最胡鬧的事就是打架，偷農民種養的東西，再就是亂搞男女關係，這種事非常多。我們車間的總支書記一天到晚抓這種事，一抓到，處分的處分，開除的開除，非常慘。
    當然，那些人都是英雄，是那年代的英雄，他們是敢鋌而走險的人，比我不知強多少倍。我不好和他們比，雖然我不會，也不敢去做這種事（也做，比如偷農民的東西），但我也胡鬧。
    一個夏天，快下夜班，十二點了，狂風暴雨大作，我突然產生了一個怪異的想法：到這暴風雨中走一走。我就問了幾個平日要好的夥伴，問他們敢不敢？這一問，就有兩個來了興趣。我們便回到寢室，穿了一條內褲，披了一件工作服，就走到暴風雨中去了。
    那天天真黑，暴雨如盆地潑在我們身上，我們一下子感到好象解放了一樣，沿著平日我們常走的鄉間小道走去。我們大聲唱歌，大聲尖叫，盡情發泄，根本不把這風雨放在心上。我們沿著我們車間前麵的農村走了一圈。隻要一看到有人家，就大叫。那聲音顯然是夠陰森可怕而不祥的，引起了那些黑暗地方的喝罵，我們全不理，反而大笑，使那些地方好象沉浸在了恐怖之中。在折返車間時有一個水庫，當我們到了水庫邊，一個夥伴突然說：“敢不敢？”“有什麼不敢的！”我說，就把上衣一脫，一頭紮了下去。我們朝對岸遊去，對岸是一個村莊。在那村莊裏，住著我們車間的一個女工。因為那時我們廠的住房不夠，她結婚後沒有房子，就在那裏租了農民的房，一個人帶著孩子住在那裏。
    這時，天上閃過一道道閃電，雷聲轟鳴，天翻地覆。那時真是年青氣盛，全不知道這有多危險？人一到水裏，暴風雨對我們就沒有了一點影響，而且本來凍得有點哆嗦的身體，立即感到了這水的溫暖，這使我們感到更興奮了，我們說：“我們成人魚了！”我們遊到那村莊邊，一個人突然也起了怪念頭，他立即做起鬼叫來，我們也極開心地立即應和，我們就哭，那聲音真是夠磣人的，在這暴風雨的黑夜裏。
    一道閃電，把水麵照得雪亮，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
    “啊啊！”那淒涼的怪叫，一聲接一聲。
    整個村子好象抖了一下似的，接著就是沉默，死一樣的沉默。
    我們知道嚇著他們了，越發高興起來，一聲高過一聲地拚命叫。
    村子就是不理。
    這樣，一直折騰到我們也有些累了為止，才遊了回來。
    “哈，真開心！”我們說。
    第二天，我們就聽到那女工對別人說：“我們那邊的水庫裏，有水鬼。”別人都不信。她說：“不信，可以問問我們那裏的人啊，有人看到了，大雨中，半夜三更的，幾個水鬼在水裏遊呢，發出鬼哭聲，哦哦，嚇死人了……。”她說著，拍著胸脯，一付嚇壞了的樣子。
    後來，我們車間總支書記就在車間大會上講：“誰？誰？你們敢裝神弄鬼的，嚇壞了貧下中農怎麼辦？站出來，你站出來，都告到我這裏來了，搞什麼搞？哪一個！”
    其實他也就是叫一叫，根本就不會去查的。因為那時人都活得挺累，能有這種新鮮事，倒是挺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