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故事裏，將要出現的主題是“遭遇”。
    一個學法律的人在“遭遇”到一樁駭人聽聞的事件後，內心隱秘的情結突然被激發出來，震驚之餘，他感悟到人生原來並沒有一個既定的方位，一切都會因機緣而發生意想不到的轉化。
    他說，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黑匣子”，你要小心翼翼地按著，否則，黑匣子一不小心被打開，就一發不可收拾。這一樸素真理，權當“楔子”，希望它能起到解釋“題旨”的作用。
    好奇的朋友，你明白我說了些什麼嗎？如果還一頭霧水，一定要仔細讀我的故事！
    這是我聽到的最離奇、最駭人聽聞的故事——
    一個法理學博士揭秘離奇之遭遇，袒陳靈魂之搏殺。
    “遭遇”還是“規避”，這是個問題。
    …………
    1、發配裏爾
    這是一段灰色的時光。
    我被表哥從新加坡帶到北京後，開始在北師大讀成人學校。也許是覺得我有理由從母親那兒得到遺傳，於是安排我學習文學。
    文學是個什麼玩意兒？在我眼裏壓根就是個不學無術的專業。於是，每回上課我都打瞌睡，一進校園就一副蔫頭耷腦的樣子。
    除此之外，我對帝都的一切都興味盎然，仿佛特開眼。不到一學期，表哥發現我對當地事物接受得飛快，不僅說話帶上了“兒化音”，髒話還說得倍兒溜，並結交了不少“可疑”的人。見我成天泡吧、上網、打電遊，整晚不睡，痞子樣漸現，表哥不由雙眉緊鎖，成天也沒個笑臉，弄得跟我親爹似的。
    在這種情況下，表哥決定把我驅逐出北京，“流放”到加拿大靠近溫哥華的一個小鎮上。說是在那裏繼續上大學，事實上是“禁閉”我。
    在那裏我也沒學好，我的放浪不羈成為全家人最大的心病。
    那年冬天，記得是快過中國年的時候，表哥和我表嫂彤姐去加拿大的小鎮上看我，我情真意切、痛哭流涕地向他們提出了要離開加拿大的請求。我說，這地方太冷了，我連秋褲都穿不來的一南方人，哪裏經得住這麼凍啊？見我這樣，表哥表嫂多少有些不忍。
    我們這個家族，關鍵時刻，多半是我表嫂敢作敢為。表嫂說：“這書也不用讀了，讀也讀不出名堂。去上海工作吧！”那是晚餐時分，房東家餐桌上垂掛的玻璃燈晦明不辨，格外昏黃。表哥吃著飯，抬起頭，接了一句：“我來安排——”我沒覺得平時表哥對表嫂言聽計從，但這次是快速反應，絕對響應。之後替我辦理去上海工作的事同樣是雷厲風行，毫不含糊。
    我到上海沒幾天，就被公司派到法國去協辦一個商業展覽，時間是三個月。我一直認為這次安排是一個計謀，目的是為了冷落我，孤立我，盡可能切斷我和外界的聯係。我初來乍到，法文一竅不通，憑什麼派我去法國三個月？那不是發配是什麼？對於公司的其他人來說，這或許是一趟美差，但我內心卻很抵觸。
    不是去巴黎。
    不要一說到法國就聯想到巴黎。我去的地方是法國北麵的一座老城——裏爾（Lille），按當地口音，其實管那地方叫“利勒”更準確，但在中國普遍被翻譯成“裏爾”。那地方緊挨著比利時，過邊界到比利時首都布魯賽爾隻要坐45分鍾火車，花9個歐元。後來，我常獨自一人在裏爾市中心買了車票去布魯賽爾，在布魯賽爾市政廣場一坐就是一下午。看著那些繁複的積滿曆史塵埃的古建築，突然就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臨了，我總忘不了折上窄小的石子路，去看一下佇立在巷子一角的撒尿小男孩——小於連成了那三個月我唯一可以親近的人。
    我說到撒尿小孩於連的雕塑，你可能對那個環境就有些摸得著抓得住的聯想了。
    回想起來，我在裏爾的三個月是有一些事值得記載的：
    首先，我在那裏和Sally的關係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或者說是讓Sally充分認識了我）。其次，我和裏爾市內“中餐館”的一雙溫州姐弟相識，衍生出一段小故事，也可以說是“人生插曲”。最重要的是，我結識了中國留學生“楊”，一位法理專業的博士生，聽他口述了一樁離奇的、駭人聽聞的案件，這將是《黑麻地少年》要帶給你的主要內容。
    我把這些內容分為“我的故事”和“楊的故事”兩部分來敘述，兩個故事之間互為交錯，並行不悖。
    好，背景基本已經交待完了，那就讓我們來進入這個故事吧——
    （我的故事）
    我們（公司派出辦商業展的一行人）到裏爾時已是清晨。從巴黎戴高樂機場坐長途汽車到那兒，一路上我昏昏欲睡，下車時才發現裏爾好老，大多數街道還是當年的石子路，是拜倫、雨果、莫紮特踩過的石子。城市睡著，送奶車的司機是我見到的第一個裏爾市民。
    我們沒住酒店，因為時間長，住酒店劃不來，於是，主辦方介紹我們入住留學生比較集中的那種公寓。租住公寓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自己做飯。
    公寓很老，老到什麼程度，我隻需要說一件事你就可以明白，那就是坐電梯抬頭可以看見吊索的轉盤，吱吱扭扭，似乎隨時都在暗示你，這是個絕佳的犯罪現場。即便這樣的公寓，租金仍然不菲，大多數留學生還住不起，所以，隻要在這幢樓住的留學生，那一定是精英，拿高獎學金的。
    所有人都夥著住，兩人或者三人合住。唯有我住單間。也好，剛進公司，和所有人都不熟，住一起很別扭。
    我的屋子雖然很小，離床沒多遠就是漱洗的瓷盆，但畢竟比較放鬆。後來我才知道，之所以讓我單住，是因為上海人都知道，從國外回來的人忌諱與人合住。我也算國外回來？我不知道公司裏的人怎麼看我，怎麼議論我。
    我和留學生楊在入住這幢公寓的第一時間就認識了。
    當時，同事告訴我，我的行李在底層，讓我趕緊去拿。我進了電梯後，看見按紐的指示牌標了一個“G”，應該是指Groungfloor，便經驗主義地徑直按了“G”。等電梯停穩後，才發現這已經是大樓陰沉沉的地下室。我有點懵，一時不知該去哪。那時，楊陰沉沉地出現在地下室，嚇我一跳。他看了我一眼，徑直問：“中國人？”
    我點點頭。
    “哪兒的？”
    我說：“新加坡……哦不，北京。哦，不是，從上海來的……”我為自己的局促而感到羞恥。
    楊和我一起坐電梯回到了地麵一層，見我從同事手裏接過行李，臉無表情地問我去幾樓？還幫我把行李拿進電梯。上樓的時候，楊說，我們住的這幢公寓一共有四部電梯，每一部電梯都有自己的特殊用途。他說：“……靠左麵的那部，雙層停，單層不停；靠右的那部單層停，雙層不停，而中間的那兩部電梯，一部隻上到六層，上不了十二層；一部隻下到六層，下不到一層——”
    我完全被他說懵了，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說話。
    楊把我送到房門口後，說：“我住你樓下，七層。”
    我問：“知道怎麼換乘電梯嗎？”
    楊隨性地說：“我住一年多了。”
    後來，我發現，住這幢樓的人，每天換乘電梯要花好多時間，乘錯那是經常的。於是，說誰誰誰今天又捯了幾回電梯才終於落到地麵，成為每天的重要話題，但楊從來不錯，這讓我感到好奇，甚至是產生了欽佩。
    楊是學法律的，思維嚴謹，邏輯清晰，他從不乘錯電梯有其內在的必然因素。
    一年前，楊到裏爾第一大學攻讀法理博士。據楊自己說，在國內他已經當過兩年檢察官，處理過一些很重要的案子。當時有一個案子還很著名，但那時我還在新加坡，不在國內，所以沒有聽過。那個案子涉及到18個少年被害——這個數字讓我感到震驚，自然就很想知道個究竟。
    以後，我們熟了，就有了這樣的機會。
    那天，我和他坐在路邊，喝咖啡看街景，楊看著街對麵為修路而拉起來的黃色警戒線，說：“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那個案子嗎？”他看了下表，估算著有多少時間可以給我。
    我向前欠了欠身子，專心地準備聽他開講……
    （楊的故事）
    我原先住的那個城市在中國的中部，很小，常住居民不到二十萬。
    那年，城裏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批男孩接連失蹤，年齡大多在15到20歲之間。起先人們並不太在意，現在的男孩“問題少年”太多了，逃學，出走，不辭而別到南方去打工的事時有發生，沒過多久就會有他們的消息，或者幹脆就髒兮兮地回家了。做父母的往往對這些“問題少年”無可奈何，時間久了就有點麻痹，聽之任之，愛幹什麼幹什麼去。再說，我們那裏的傳統就是那樣，對孩子並不像沿海城市那麼在乎，覺得沒什麼金貴的。
    但後來失蹤人數陡增，短短八個月時間，警方接到報失竟然多達十多起，這不能不引起警方的警惕。但沒有一點跡象能證明這些孩子發生了意外。警方動用了很多人力，但依然查無線索。
    事情的爆發說來也很簡單。一天，警局的官方網站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帖子，匿名的，說他知道失蹤的人都在哪裏——城南，黑麻地10號的地底下！
    警局頓時炸窩，出動全部警力直奔黑麻地1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