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字亮工，號雙峰，原籍安徽懷遠，後改隸漢軍鑲黃旗，生年不詳（一說生於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齡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撫，其兄年希堯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側福晉，雍正即位後封為貴妃。年羹堯的妻子是宗室輔國公蘇燕之女。
    雖然年羹堯後來建功沙場，以武功著稱，但他卻是自幼讀書，頗有才識。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進士，不久授職翰林院檢討。翰林院號稱“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由漢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堯能夠躋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響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堯遷內閣學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撫，成為封疆大吏。據清人蕭奭所著的《永憲錄》記載，這時的年羹堯還不到30歲。對於康熙的格外賞識和破格提拔，年羹堯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圖報”。到任之後，年羹堯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興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帶頭做出表率，拒收節禮，“甘心淡泊，以絕徇庇”。康熙對他寄於厚望，希望他“始終固守，做一好官”。
    後來，年羹堯在擊敗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戰爭中，為保障清軍的後勤供給，再次顯示出卓越才幹。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堯為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統領軍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堯進京入覲，康熙禦賜弓矢，並升為川陝總督，成為西陲的重臣要員。這年九月，青海郭羅克地方叛亂，在正麵進攻的同時，年羹堯又利用當地部落土司之間的矛盾，輔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撫遠大將軍、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堯受命與管理撫遠大將軍印務的延信共同執掌軍務。
    到了雍正即位之後，年羹堯更是備受倚重，和隆科多並稱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堯是胤禛的親娘舅，在胤禛繼位前已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親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發出上諭：“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邊防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這樣，年羹堯遂總攬西部一切事務，實際上成為雍正在西陲前線的親信代理人，權勢地位實際上在撫遠大將軍延信和其他總督之上。雍正還告誡雲、貴、川的地方官員要秉命於年羹堯。同年十月，青海發生羅卜藏丹津叛亂。青海局勢頓時大亂，西陲再起戰火。雍正命年羹堯接任撫遠大將軍，駐西寧坐鎮指揮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1724年）初，戰爭的最後階段到來，年羹堯下令諸將“分道深入，搗其巢穴”。各路兵馬遂頂風冒雪、晝夜兼進，迅猛地橫掃敵軍殘部。在這突如其來的猛攻麵前，叛軍土崩瓦解。羅卜藏丹津僅率200餘人倉惶出逃，清軍追擊至烏蘭伯克地方，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軍頭目吹拉克諾木齊，盡獲其人畜部眾。羅卜藏丹津本人因為化裝成婦人而得逃脫，投奔策妄阿拉布坦。這次戰役曆時短短15天（從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軍縱橫千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敵營，犁庭掃穴，大獲全勝。年羹堯“年大將軍”的威名也從此震懾西陲，享譽朝野。
    平定青海戰事的成功，實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堯破格恩賞：在此之前，年羹堯因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羅克之亂的軍功，已經先後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籌劃周詳、出奇製勝，晉升為一等公。此外，再賞給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襲；其父年遐齡則被封為一等公，外加太傅銜。此時的年羹堯威鎮西北，又可參與雲南政務，成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年羹堯不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問題上大權獨攬，而且還一直奉命直接參與朝政。他有權向雍正打小報告，把諸如內外官員的優劣、有關國家吏治民生的利弊興革等事，隨時上奏。他還經常參與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奪。比如耗羨歸公政策的推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員上疏建議，年羹堯也曾提出，但為康熙所斥責而未果。到了雍正上台後，山西巡撫諾岷等人又奏請實行，朝野上下一時議論紛紜。在此情況下，雍正特地征詢年羹堯的意見：“此事朕不洞徹，難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館修訂律例，雍正閱後發給年羹堯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見。
    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堯入京覲見之前，雍正因其要來，就命各省地方大員赴京集會，四川巡撫蔡珽以沒有可以會商的事務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詢意見。以年的行止來定其他地方督撫的行動，可見雍正把年羹堯的地位置於其他督撫之上，以使其政見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有關重要官員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頻頻與詢問年羹堯的意見，並給予他很大的權力。在年羹堯管轄的區域內，大小文武官員一律聽從年的意見來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範時捷署理陝西巡撫，不久想要改為實授，把原任巡撫調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討這項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職官員時“二意不決”，就征詢年羹堯的意見，問他如果將陝西官員調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據實情奏來，朕依爾所請敕行”。四川陝西以外官員的使用，雍正也經常征求年的意見。一次河南開歸道一職缺出，雍正一時“再想不起個人來”可以任用，就與年羹堯商量其人選。還有一次，雍正聽到對京口將軍何天培的為人有不同意見，就問年羹堯是否也有所耳聞，並希望他據實上奏，以決定其去留。年羹堯密參署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不能擔當巡撫重任，雍正遂將趙革職。江西南贛總兵缺出，朝廷擬用宋可進，年羹堯奏稱他不能勝任，請以黃起憲補授，雍正便依從了年羹堯的意見。
    青海平定之後，雍正在給年羹堯奏折的朱批中寫道：“爾之真情朕實鑒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堯進京期間，即與總理事務大臣馬齊、隆科多一同處理軍國大政。雍正還因為他“能宣朕言”，令其“傳達旨意，書寫上諭”。年羹堯儼然成了總理事務大臣。
    雍正跟年羹堯的私交也非常好，並且給予特殊的榮寵。雍正認為有年羹堯這樣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運，如果有十來個像他這樣的人的話，國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亂後，雍正極為興奮，把年視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這樣說有失至尊的體統，但還是情不自禁地說了。
    為了把年羹堯的評價傳之久遠，雍正還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記年羹堯的豐功偉績，否則便不是他的子孫臣民了：
    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這簡直就是以對年羹堯的態度來判斷人們的正確與否。
    至此，雍正對年羹堯的寵信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年羹堯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來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堯入京覲見，獲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及金幣等非常之物。年羹堯本人及其父年遐齡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亂之功，賞加一等男世職，由年羹堯次子年富承襲。
    在生活上，雍正對年羹堯及其家人也是關懷備至。年羹堯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詢，賜送藥品。對年父親遐齡在京情況，年羹堯之妹年貴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體狀況，雍正也時常以手諭告知。至於奇寶珍玩、珍饈美味的賞賜更是時時而至。一次賜給年羹堯荔枝，為保證鮮美，雍正令驛站6天內從京師送到西安，這種賞賜可與唐明皇向楊貴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對年羹堯寵信優渥，並希望他們彼此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他對年說：
    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樣人物也。
    此時的年羹堯，誌得意滿，完全處於一種被奉承被恩寵的自我陶醉中，進而做出了許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終招致雍正的警覺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統範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等跪道迎送。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隻是點點頭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麵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年進京不久，雍正獎賞軍功，京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皇八子胤禩集團的成員）等人，也是聽了年的話。這些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堯結束陛見回任後，接到了雍正的諭旨，上麵有一段論述功臣保全名節的話：“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在這個朱諭中，雍正改變了過去嘉獎稱讚的語調，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後年羹堯的處境便急轉直下。
    分析年羹堯失寵獲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淩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紮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
    對於朝廷派來的禦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製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聖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並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麵前也行止失儀，“禦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第二，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陝甘四川官員為骨幹，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小說《兒女英雄傳》所寫紀縣唐實指年羹堯，說他是經略七省的大將軍，“他那裏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這些都是藝術上的誇張，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說明年羹堯的勢力之大。
    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鑽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競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於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後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於是答應日後對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道員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第三，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雍正對年羹堯的懲處是分步逐漸進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堯陛見離京前後，此時雍正已作出決定，要打擊年羹堯。年羹堯離京後接到的那份朱諭就是對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給有關官員打招呼。一是雍正的親信，要求他們要與年羹堯劃清界限，揭發年的劣跡，以爭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堯不喜歡的人，使他們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讓他們站穩立場；一是與年關係一般的人，讓他們提高警惕，疏遠和擺脫年羹堯，不要站錯了隊。這就為公開處治年羹堯做好了準備。
    第三步把矛頭直接指向年羹堯，將其調離西安老巢。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雍正對年羹堯的不滿開始公開化。年指使陝西巡撫胡期恒參奏陝西驛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說這是年任用私人、亂結朋黨的做法，不予準奏。
    年羹堯曾經參劾四川巡撫蔡珽威逼所屬知府蔣興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罷官，經審訊後定為斬監候；而年羹堯的私人王景灝得以出任四川巡撫。這時雍正已經暗下決心要打擊年羹堯，蔡珽被押到北京後，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監禁起來，反而特地召見他。蔡珽陳述了自己在任時因對抗年羹堯而遭誣陷的情況，又上奏了年羹堯“貪暴”的種種情形。雍正於是傳諭說：“蔡珽是年羹堯參奏的，若把他繩之以法，人們一定會認為是朕聽了年羹堯的話才殺他的。這樣就讓年羹堯把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僅沒有給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禦史，成為對付年羹堯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所謂“祥瑞”，群臣稱賀，年羹堯也上賀表稱頌雍正夙興夜寐，勵精圖治。但表中字跡潦草，又一時疏忽把“朝乾夕惕”誤寫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這個把柄借題發揮，說年羹堯本來不是一個辦事粗心的人，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個字“歸之於朕耳”。並認為這是他“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所以對他在青海立的戰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接著雍正更換了四川和陝西的官員，先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恒革職，署理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亂。四月，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
    最後一步是勒令年羹堯自裁。年羹堯調職後，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削年羹堯官職，並於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
    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及年羹堯功勳卓著、名噪一時，“年大將軍”的威名舉國皆知，如果對其加以刑誅，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難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殺戮功臣的惡名，於是表示開恩，賜其獄中自裁。年羹堯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職，嫡親子孫發遣邊地充軍，家產抄沒入官。叱吒一時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
    凡看過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的朋友，都一定會對年羹堯留下深刻印象。這位顯赫一時的年大將軍曾經屢立戰功、威鎮西陲，滿朝文武無不服其神勇，同時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寵遇，可謂春風得意。但是不久，風雲驟變，彈劾奏章連篇累牘，各種打擊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奪爵，列大罪92條，賜自盡。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大將軍最終落此下場，實在令人扼腕歎息。那麼，曆史上的年大將軍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又是什麼原因導致雍正要下決心除掉這個自己曾經倚為心腹的寵臣？
    關於雍正為何殺年羹堯，史學界向來有爭論。有人說是因為年想造反，又有人說年羹堯當年參與了雍正與諸兄弟的皇位之爭，雍正這樣做是殺人滅口。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這些說法：
    一種觀點認為年羹堯的死是因為他自立為皇帝。乾隆時學者蕭奭在《永憲錄》中提到：年羹堯與靜一道人、占象人鄒魯都曾商談過圖謀不軌的事。有的學者也持此說，認為“羹堯妄想做皇帝，最難令人君忍受，所以難逃一死”。而《清代軼聞》一書則記載了年羹堯失寵被奪兵權後，“當時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歎曰：不諧矣。始改就臣節”。說明年確有稱帝之心，隻因“事不諧”，方作罷“就臣節”。其實這種說法是沒有充分依據的。
    在封建時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義是不可違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堯的所做所為的確引起了雍正的極度不滿和某種猜疑。年羹堯本來就職高權重，又妄自尊大、違法亂紀、不守臣道，招來群臣的側目和皇帝的不滿與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又喜歡表現自己，年羹堯的居功擅權將使皇帝落個受人支配的惡名，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並沒有懼怕年羹堯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堯，而年也隻能俯首就範，一點也沒有反抗甚至防衛的能力，隻有幻想雍正能看著舊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說：“朕之不防年羹堯，非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至於年羹堯圖謀不軌之事，明顯是給年羅織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說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謀反。
    從年羹堯來看，他一直也是忠於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後關頭也一直對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陝總督赴杭州將軍任的途中，年羹堯幻想雍正會改變決定，因而逗留在江蘇儀征，觀望不前。結果這反使雍正非常惱怒，他在年羹堯調任杭州將軍所上的謝恩折上這樣批道：“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你這光景，是顧你臣節、不管朕之君道行事，總是譏諷文章、口是心非口氣，加朕以聽讒言、怪功臣之名。朕亦隻得顧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節也。隻得天下後世，朕先占一個是字了。”雍正的這段朱批實際上已經十分清楚地發出了一個信號：他決心已定，必將最終除掉年羹堯。
    直至年羹堯接到自裁的諭令，他也一直遲遲不肯動手，還在幻想雍正會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經下定決心，認為使其免遭淩遲酷刑、自裁以全名節已屬格外開恩，所以他應該“雖死亦當感涕”，因此年羹堯生路已絕。一個想要謀反的大臣怎麼會對皇帝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呢？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最後諭令上說：“爾自盡後，稍有含冤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訣之時，雍正還用佛家說教，讓年心悅誠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年羹堯參與了雍正奪位的活動，雍正帝即位後反遭猜忌以至被殺。不隻是稗官野史，一些學者也持這種看法。據說，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繼位，雍正帝矯詔奪位，年羹堯也曾參與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擁兵威懾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無法興兵爭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對年羹堯大加恩賞，實際上是欲擒故縱，待時機成熟，即羅織罪名，卸磨殺驢，處死年羹堯這個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說，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繼位時，年羹堯遠在西北，並未參與矯詔奪位，亦未必知曉其中內情。但客觀上講，當時年羹堯在其任內確有阻斷胤禵起兵東進的作用。
    關於雍正帝篡改遺詔奪取皇位的情況，許多著述都進行了闡釋，閻崇年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也有係統歸納，此不贅言。各家說法，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確實疑點很多。而他即位後，又先後處置了原來最為得力的助手年羹堯和隆科多，讓人更不禁要懷疑這是作賊心虛、殺人滅口。當然，這隻能算是合理推定，尚無鐵的資料作為支撐，所以，這種懷疑套句俗語說就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我們暫且拋開雍正決心除掉年羹堯的真正動因不說，從年羹堯自身而言，他的死確實有點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絲毫不知謙遜自保，不守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為輿論所不容；而且他植黨營私，貪贓受賄，“公行不法，全無忌憚”，為國法所不容，也為雍正所忌恨。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勢必難得善終。所以《清史稿》上說，隆、年二人憑借權勢，無複顧忌，罔作威福，即於覆滅，古聖所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