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曾這麼思索，
    對於人生這愚昧的苦役，
    就應該像屍骸一樣將它拋棄。
    然後，
    太陽的光輝就會照過來……
    ——三島由紀夫
    最近腦子混沌的時間越來越久了——可能是藥物的原因。
    我一直有服用五氟利多的習慣。
    這是學校的心理醫生的建議。
    “你和阮文越經曆了那場校園槍擊案，校委會對你們心理健康可是重視得很啊！”
    我不記得有什麼校園槍擊案，消息也是從美聯社報道上看來的，死了八個人，一個持槍匪徒，七個學生。
    轟動很大。
    聽心理醫生的意思，槍擊案發生時，我也在場。
    可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校醫據此認為，我因為受到劇烈的刺激，大腦選擇性地逃避某些事，所以才記不得。
    他給我開了一些五氟利多，還有其他有助精神恢複的藥物。
    直到阮文越告訴我，那八個人全都是被我射殺的。
    在聖塔安妮塔的馬場，馴馬踩傷他的腿骨，我陪他在醫院度過最難熬的第一夜時，他將許多事情告訴了我。
    那些無關緊要的家夥，死了就死了吧，沒什麼值得可惜的。
    我本想在今天結束課程後，去陳彥林推薦的醫生那裏看看，可意外總與我不期而遇。
    在技術一處閑了將近半個月的功夫，那位中將終於舍得結束他的印尼之行，正式接見我。
    回到局裏的第一天，他吩咐人叫我過去。
    “我聽說你和阮文越關係不錯？”
    我第一次進他的辦公室，檀木根雕擺滿了整個收藏櫃，樣樣價值不菲。
    “將軍認識阮文越？”
    “阮氏可是東南亞的望族，我又怎麼會不知道業斌先生的兒子。”
    “隻是同學，關係很普通。”
    我不太喜歡提起阮文越，二代公子哥總是給我不太好的印象，即便他曾經救過我。
    “是麼？”他的語氣饒有興致，神色卻故作不在意，“從你這段時間的通話記錄上看來，似乎和阮文越最頻繁，關係可並不普通啊！”
    大部分是阮文越主動聯係我。
    在我去中亞學術論壇會前的一段時間裏，他總像躲避瘟疫一樣躲著我。
    不知道這當中發生了什麼，那時我也因為要準備中亞交流研討會的事由，並沒有太理會他。
    動身前，他莫名其妙地來機場送行，留下句：“Shaw，我會幫你的。”
    幫我什麼？
    我直到現在也不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
    回國那天，這家夥不知又抽什麼風，居然帶著一把槍來，作為迎接我的禮物。
    美國時常發生槍擊案，他希望這個禮物能保我平安。
    禮物雖然有些不可思議，倒也算盡心。
    “這把槍，哪兒來的？”
    鄭懷民拿出一張照片，是那把德國HKP7。
    “阮文越的，將軍，”我實話實說，沒必要騙他，“在美國那種地方，持槍很正常。”
    “可這是軍方專用的，”他的手指在照片上敲了敲，“他怎麼會有美國軍方專用槍支？”
    “這您得問他，畢竟槍的原主人不是我，”將軍的帽簷壓得有點低，眼神飄忽難以捉摸，“而且，這把槍已經不在我身上了。”
    “哪兒去了？”
    “遺失了。”
    我沒有撒謊。
    整理校舍時，我遺失了很多東西，包括這把槍。
    鄭懷民似乎不太相信我這番說辭——我也不想做過多解釋。
    “那真是有點可惜呢！”他不再提及關於槍的話題，“這裏的一切，習慣嗎？”
    不知道他是否清楚，我已經在這裏工作半個多月了。
    “習慣，”我站起來，稍微向他鞠一躬，“承蒙將軍關照，二哥也很盡心，不勝感激。”
    他點了一根尼亞塔巴，眯起眼睛：“老範跟我說，他們刑事科學院那邊法醫學課程的教員一直空缺，點名要一局的首席法醫去，你名氣不小啊！”
    壓在那張照片底下的一份文件，是教員任職書。
    範安奎，安江公安部安全五局總負責人。
    完全由不得我考慮。
    不過無所謂，在這裏閑了這麼久，每天按部就班打卡，實在無聊。
    “多謝抬愛，我什麼時候去？”
    “明天，”那根尼亞塔巴的煙灰快掉下來了，將軍卻沒有絲毫要撣落的意思，“工作方麵，還是以局裏的案子為重。”
    “是。”
    上麵這番對話發生在兩周前。
    刑事科學院直屬安江公安部，由安全五局管轄，是公安部的人才培養基地。
    以年滿十八周歲，並且有過兵役史的人員為主要招收對象。
    五年本科製，四年學業課程，一年崗位實習，畢業後可直接進入警局實習，想要轉為正式編製的警員，還需通過一係列考試。
    我向教習犯罪心理學的教員提及精神欠佳的煩惱。
    他叫陳彥林，沒什麼背景，好像才調來不久，目前還隻是編外人員。
    刑事科學院的犯罪心理學課程設置的並不多，這位陳教員大部分時間，也基本不在學校。
    警察學校的學生可不像傳統大學裏的，他們當中大部分已經進入社會滾了一遭，好的壞的都沾染過。
    要管理這麼一群擅長惹禍的毛頭小子，不輕鬆。
    陳彥林本人就深有體會。
    他曾經遭受過學生們的各種惡作劇，比如被設計綁在團花樹上——他有恐高症。
    校內種植的團花樹，每一株至少四米高，是恐高患者的噩夢。
    我不知道該用愚蠢還是真誠來形容他。
    或許，善良更貼切。
    雖然這個詞通過我的口說出來，總感覺很不搭，但請注意，這個詞在我這裏，毫無褒義色彩。
    我脾氣不太好——之前有說起過這件事。
    這導致大多數同僚認為我是個眼裏沒人、自高自大的家夥，可又不得不礙於將軍的威嚴，對我禮貌有加。
    確實我眼裏沒人，但不是因為自高自大。
    我厭煩社會交際，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交際，都讓我厭煩。
    隻有刑偵科裏的那幾位同事，能容忍我這麼一個眼裏沒人的討厭鬼。
    在這所學校，從校管理人員到學生，沒人敢在我麵前多說一句廢話。
    於他們而言，我是個自大且脾氣古怪的人——沒有人願意和這樣的人相處。
    除了陳彥林——他像極了阮文越的翻版。
    一水的亞洲相貌，不過陳彥林的身形偏瘦弱，比阮文越更顯謙卑。
    他給我推薦過一家音樂體驗館，建議我通過放鬆心情的方式來調節精神狀況。
    我嚐試過兩次，沒有絲毫緩解。
    我變得很健忘，經常忘記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或是忘記東西放哪兒。
    明明大多數時候，我清楚地記得東西被收在某個特定的地方，可往往最後是在另外的地方找到。
    我懷疑自己可能得了夢遊症。
    陳彥林也曾經嚐試通過催眠的方式，測試我是否真的有夢遊症。
    事實是，我不光沒有夢遊症，而且沒有任何精神或心理上的問題。
    後來，陳彥林向我推薦一名心理谘詢師。
    那張名片上設計得很簡單，隻有三個字：許中耀。
    “或許這位許醫生，可以幫你找到症候的關鍵。”
    我本打算結束今天的課程任務後，去那位醫生處看看。
    桌上的教案才收拾好，進來一個慌慌張張的學生，口內含糊道：“教員……有人，有人在教室樓頂，要……跳樓！”
    辦公室隻剩三名教員，其中一個是我。
    我十分不願管這種狗血破事。
    另外兩位教員已經跟著學生去了，作為學校教務人員，放任不管的話，好像是挺沒道理。
    安江的房子建築基本不會太高，普遍四五層，十層以上就算了不起的樓宇了。
    刑事科學院最高的一棟教學樓是圖書館，六層，再算上陽台，差不多七層。
    那個家夥就站在陽台上，雙腿跨過鐵欄，坐在上麵。
    “他是哪個班的？”
    陳彥林仰起頭，傍晚的太陽已近頹喪，陰陰的天，是要下雨的前奏。
    “像是法醫班大四的……”
    我的學生？
    刑事科學院的法醫學專業，每個年級隻有一個班——大部分學生是不會選擇這個專業的。
    就讀警察學院的學生，大部分憧憬的是手持警槍抓捕罪犯那種凶險、刺激同時又驕傲的成就感。
    而不是枯燥的和屍體、現場打交道。
    並且法醫學的專業需要實習兩年時間，一年在市醫院，一年在刑偵科。
    學習周期長、工作內容毫無激情，警察學院法醫學專業，理所當然成了冷門專業。
    在我任教之前，法學院甚至沒有一個專門修過法醫學知識的教員。
    之前那些法醫學畢業的學生，恐怕連半吊子都算不上。
    “給八處打電話了嗎？”我抬頭看向樓上那個身形，開始飄雨了，“消防員什麼時候過來？”
    公安部下設消防和搜救局，統共建立十二個管理處，八處主要負責救援救助工作。
    “已經打過電話，在來的路上。”
    安江許多道路並不寬敞，現在正值傍晚的出行高峰，恐怕很難等到消防車。
    “我去勸他。”
    陳彥林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鏡，鏡架在他的鼻梁壓出淺淺的印記。
    他早該換一副眼鏡了。
    眼下，鼻梁又因為緊張滲出絲絲細汗，於是，鏡框更待不住了。
    “你上去能做什麼？”他實在讓我有些於心不忍。
    “勸勸他，別讓他做傻事啊！”他說這話時，又推搡了一回鏡框。
    學心理學的人，都這麼容易情緒化嗎？阮文越是這樣，陳彥林也是這樣。
    真令人費解。
    “你不是恐高嗎？”
    “學生的命重要！”
    他丟下話急切切地往樓上去。
    “Shaw，現在怎麼辦？”
    這位僅剩的女教員已經嚇傻了，征求我意見時，話語中還帶著哭腔。
    “讓保安處的人過來維護現場。”
    我不懂為什麼女人總喜歡哭，遇到緊急情況要哭，遇到難題要哭。
    身邊圍滿了看熱鬧的學生，鬧哄哄的，或七嘴八舌嚼著話柄，或故作理性地提出一大堆所謂高見。
    我轉身瞪了這群家夥一眼，登時安靜下來。
    安保處的人趕來將好事者驅散開。
    樓上出現了陳彥林的身影。
    一個恐高症的患者，去樓頂勸慰輕生者，愚蠢得令人絕望的主意！
    陳彥林那個蠢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