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裏端著水杯，在家裏的電腦前坐下來。他今天想就媒體上有關香港海關在一名日本遊客的身上搜出手槍的報導，寫一篇關於日本特工的間諜活動與戰爭準備的情報分析。事前他還查看了一些曆史資料和互聯網上有關的文章(並引用了這些文章的資料)，題目是<<牢記曆史教訓，力打日諜活動>>。他寫下的要點如下：
    日本在人口上是個大國，有一‧二七億；在領土上卻是個中等國，陸地麵積隻有三十七‧八萬平方公裏，比我國三十九‧四萬平方公裏的雲南省還要小；在資源上更是個小國，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資源需要進口，而且又局限在幾個孤立的島嶼上，自古以來天災頻繁。馬克思曾說：“自然界是人類創造曆史的第一個前提”，不同的自然條件決定了各個民族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日本的這種先天性的自然條件決定了這個民族和國家必須依賴本土以外的資源才能存在和發展。於是自古以來這個民族在主觀發展願望與客觀發展條件之間形成了巨大的矛盾，鑄造了這個民族與國家必然的“向外擴張“的普遍心理和富於侵略性的民族屬性，著名的曆史學家房龍便稱日本為“野心勃勃的島國”。和平的擴張叫做發展(日本人民大多數都是熱愛和平的)，武力的擴張就是侵略。當民主力量主政時，這樣的民族屬性就是和平發展；但右翼軍國主義勢力一旦上台，這種民族屬性就立即變為武力擴張，十九世紀時的日本就提出了<<征清論>>和<<征韓論>>，武力出征韓國和大清中國成為當時的主導性國策，所導致的對外侵略戰爭延綿了整整一個世紀。
    房龍還說：“日本人的早期文明事實上是中國文明的延伸。可以說，日本人的一切都有中國的影子”。中國是與日本距離最近的大陸國家，具有廣濶的領土和豐富的資源，自然成為日本覬覦的主要目標。當中國先進強大時，便成為日本學習的對象；當中國積弱之後，便又成為其侵略的對象。因此不論是地理上還是曆史上，日本必然成為中國最麻煩的鄰居，與中國發生最複雜的關係；事實上無論是曆史還是現實，這個“野心勃勃的島國“一直以來都對中國構成了最嚴重的安全威脅，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安全隱患，需要時刻保持警惕，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清醒認識。在當前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上台的形勢下，中日在釣魚島和東海上的鬥爭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這是由於日本的基本國情和民族屬性決定的，是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曆史鬥爭的延續。
    在二戰前，日本侵略的目標是陸地，在現今的全球化時代又把覬覦的目標轉向了海洋；改革開放後，中國崛起了，日本便一方麵聯合美國來遏製中國，一方麵希望中美兩國掉進修昔底德陷阱，這就是新形勢下新的鬥爭特點。
    中日在曆史上曾發生六次戰爭。(以下資料引自互聯網)
    第一次戰爭發生在公元六六三年八月，唐高宗與新羅國族合抵抗百濟國與倭國的侵略，在白江口之戰中以一百七十艘戰船橫掃後者四百多艘戰船，百濟亡國。
    第二、三次戰爭發生在公元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初時，元帝忽必烈因日本拒絕朝貢而下令九百艘船東征，不幸突降暴風雨損失慘重無功撤退。繼而忽必烈因日方斬殺元使，揮兵十萬東征，又遇到強台風，元軍慘敗，軍士溺死者如麻，三萬人被俘，僅三人逃歸。
    第四次戰爭發生在明朝萬曆年間，日本權臣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企圖侵略中國，公元一五九二年倭寇敗於朝鮮李舜臣與大明李如鬆的聯軍；一五九七年複敗於稷山與鳴梁海；豐臣秀吉活活氣死。
    第五次戰爭爆發於一八九四年七月，日本在黃海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不宣而戰。九月，日本艦隊在鴨綠江大東溝突襲中國北洋艦隊，當時清廷海軍無論數量、質素都優於日本，但因政治腐敗與軍機洩露，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於是，清廷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賠賞軍費兩億兩白銀，還向日本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
    第六次戰爭，從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開始，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為止，中國軍民傷亡三千五百多萬人，損失財產達五千六百億美元。
    綜觀這六次中日戰爭，在近現代的兩次交戰中，日方之所以得手，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都是日方注重諜報工作的結果。據曆史學家考證，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已積極開始在日本和中國設立情報機構，訓練人才，以備來日侵略中國之用。日本設立這些機構多由日本參謀部直接指揮或派員主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為止，前後曆時七十多年。
    日本對中國領土野心蓄謀已久，其初期對華情報工作，僅在搜集中國東北、華北以及山東半島的地形、氣候、物產、軍備及風俗習慣等情況。一八七一年三月，日皇參議江藤新平提出「對外政策意見書」，建議日本政府盡快派遣情報人員，潛入中國重要地區搜集有利日本的各項情報，一俟時機成熟，可立即發動對華戰爭。江藤新平的〝征清論〞，曾獲得陸軍大將西鄉隆盛、外相福島種臣和伯爵板垣退助等軍政要員的積極支持。
    一八七二年八月，西鄉隆盛派遣陸軍少佐池上四郎、陸軍大尉武市正千及外務省官員彭城醜平等三人，俘裝成中國商人潛入中國東北地區活動，主要調查當地各方麵情報，同時也兼搜集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活動情報。他們先到達上海，然後經山東煙台，轉往遼寧營口，再經營口前往沈陽，一直秘密活動到一八七三年四月始返回東京複命。他們將在中國所見所得呈報日皇，說中國現已積弱不堪，認為數年之間即將土崩瓦解，目前乃日本解決朝鮮問題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
    西鄉隆盛於一八七三年，再派海軍少佐樺山資紀（伯爵、後晉升為海軍大將、參謀本部軍令部部長、第一任台灣總督）、海軍文官兒玉利國秘密深入中國南部搜集情報，同時又令陸軍少佐福島九成轉任日本駐廈門領事，負責中國南方及台灣情報工作。一八七七年日本陸軍參謀局派遣常駐中國的陸軍中尉島弘毅，以旅行為名徒步勘察中國東北情況，返回東京複命後，改正了日本以前所繪中國軍用地圖中的若幹錯誤。
    一八七九年及一八八○年之間，日本參謀部派遣誌水直大尉等幾名軍官，常駐中國各地調查軍備和地誌。其間桂太郎中佐和小三又次少佐，都曾到中國進行偵察，回國後提出〝對清戰爭方案〞調查報告等文件，由參謀本部部長山縣有朋呈報日皇，建議日本政府加緊擴軍備戰。
    一八八一年，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尾（木尾）山鼎介，以旅行名義對中國東北、華北地區進行長途偵察。他從北京出發，經河北至榆奐越過長城進入東北，到達金州後繼續北上，經營口從海路前往山東煙台，北上河北回到北京，曆時三個多月。他對沿途城鎮的戶口、橋樑、山川、河流、交通、資源、武備，作了詳細記彔，特別對河流的寬窄、緩急、深淺以及河床的軟硬，可通渡船的大小，都予以精確分析和記載。
    自一八八二年起，日本開始有組織地訓練對華諜報人員，搜集中國各項有用情報，鼓吹侵略中國的極端份子佐佐友房，在日創辦〝濟濟穔濱〞學校，訓練派往中國的間諜，其中成績最佳者為宗方小太郎。一八八四年，佐佐友房偕同其高足宗方小太郎，前往上海活動。宗方以後又以學生身份，遊曆東北、華北等地搜集中國地方情報。一八八七年七月六日，宗方小太郎擬前往中國通州、薊州、玉田、臨榆、沈陽、遼陽，金州、旅順、海城、牛莊等地活動，曆時約三個月，日本駐華代理公使尾山鼎介特向總理衙門申請發給宗方小太郎旅遊護照。總理衙門遂谘請北洋大臣李鴻章照章辦理。一八八六年日本參謀本部派陸軍中尉荒尾精，以平民身份赴華中建立情報網。他在漢口租賃一民房開設〝樂善堂〞漢口分店，經營大學眼藥水、書籍、雜貨買賣，在華招募日本浪人，開展有組織、有計劃的情報活動。荒尾精還在上海、長沙、重慶、天津和北京等地設立〝樂善堂〞支部。各支部均有專人負責，北京支部由宗方小太郎主持。各支部負責搜集當地士紳、政、商、學、秘密社會團體人物詳情，以及有關當地的軍事、經濟情報。
    荒尾精還奉日本參謀本部命令，在中國設立〝日清（中國）貿易研究所〞，在華搜集情報、培養在華間諜。這個研究所於一八九○年九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馬路成立，荒尾精任所長。第一屆招收日本學生一五○人，分三班教學，宗方小太郎等三人分任各班幹事。研究所全部課程，隻有中文、英文和中國問題研究，主要目的在教導學生如何竊取中國情報。一八九四年六月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根津一命令研究所七十多名學生，畄發結辮或易穿僧服，分赴北京、天津、煙台、江蘇、浙江、四川、福建、台灣等地活動。甲午戰爭開始後，荒尾精命令研究所全體學生，隨軍任中文翻譯或潛入中國軍事要地，進行間諜活動。甲午戰爭前後，中國小學及各省高等學堂、京師大學堂，多聘有日本教員，教授體育、理工、化學、生物、測繪等學科。這些日本教員也兼負當地情報工作。當時整個中國尚沒有防諜保密的認識，日諜可以橫行無阻，重要機密嚴重外泄，難逃割地賠款的劫難。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參謀本部次長、陸軍中將川上操六，係當時日本侵華情報首腦，指揮已在華工作的佐佐友房和荒尾精，並令他們定期向他彙報在華情報。一八八七年左右，川上操六曾指派多名軍事情報官在華活動，派陸軍中佐山木清堅、陸軍大尉藤井茂太前往中國東北偵察日軍在渤海灣最適宜的登陸地點。一八八五年四月中日談判「天津條約」時，海軍大尉並文炳曾為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的隨員，次年奉川上操六之命，化名積參助以書商身份常駐中國，在天津城外直隸總督衙門附近開設書店對外活動，並潛入威海炮台觀察，繪製戰略地圖。
    日本駐華武官海軍大尉瀧川具（化名堤吉虎、人稱虎公）、海軍少佐井上秀夫，多次裝扮成中國商人或苦力，前往渤海灣探測航道，同時日本參謀本部陸年少佐神尾光臣亦奉命前往塘沽秘密工作，他又派專習中文的日本學生東敬名，先後在北京、天津、營口、沈陽及手古塔等地活動，因其行動詭秘，一度曾被當地中國駐軍拘捕。
    甲午戰爭期間，隨日軍在華作戰的少數日本情報間諜人員，如出身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山崎羔三郎、藤崎秀、鍾崎三郎在金州被中國軍隊逮捕後立即被處決，向野堅一被捕後乘機逃脫。
    甲午戰爭一役以一八九五年三月中國戰敗告終，清朝旨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李鴻章於三月二十日到達日本馬關，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談判中日和約。其間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往來的一切密電，均被日本破譯，日本完全洞悉中國決策，談判已失去作用，隻有簽投降條約一途。
    三十年代的中日戰爭，日方更是重視對華的諜報工作，並早已派出特工全麵滲透中方的政、軍、經、文的各個階層，為全麵侵華做準備，如川島芳子和被處決的黃秋嶽父子等便是昭著者。(以上資料引自互聯網)
    “兩軍交戰，諜報先行“是日方的慣招，在當代也不例外。隨著改革開放，日資企業大舉來華，也為日方特工的全麵滲透提供了條件。可以肯定的是，日方的狼子野心不會了，其對華的諜報工作也不會止，日本成為在華間諜數量數一數二的國家，證據是：去年冬，日本防衛廳國際情報部部長曾公開宣稱，日本已在中國大陸佈置了卓有成效的間諜網，以致於中國海軍每一艘軍艦的剖麵圖都能搞到手；前些日子，日本有現役軍官叫囂：兩小時內消滅中國海軍，三天滅亡中國。他們如此口出狂言，除了狂妄自大以外，便是他們手中的間諜網。如果將這些隻視為是空洞的恐嚇，那就太天真了，從曆史到現狀，我們不能不信，也不應不信，我們不怕恐嚇，但也不會愚蠢到“防人之心“也沒有。因此加強打擊潛伏的日諜是當前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這方麵的無所作為的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例如近年有兩個日本間諜在河北省活動時被群眾當場抓住，詎料有關部門不經審訊就寬大釋放；在香港也出現了有關部門對攜槍入境的日本特務網開一麵的情況，有消息說日本防衛廳與外務省的特務甚至公然以香港為基地，對內地許多省市組織與經營情報網。
    為避免重蹈一百二十年前甲午戰爭的覆轍，抓緊肅清日諜的工作刻不容緩。對此蘇裏提出了幾點具體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