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過得飛快，轉眼就是正月十五，女兒說，是不是逛一逛商場，於是一家三口來到東門商場。商品琳琅滿目，人流絡繹不絕，看人看物聽人侃價，人聲嘈雜，還高聲喇叭促銷不絕入耳。我們就去服裝市場，看一個個櫃台攤位標牌紅筆上書一律18元，虧血本大甩賣，可拿起一件棉襖不是58元就是68元78元。商業欺詐怎麼的，這世上隻有虧買的，沒有虧賣的，虧血本18元，你當商家是傻子，這世上就沒有聰明人了。不買你走人，氣壞了身子這兒不是醫院，就算上醫院，看專家門診掛號費也不止18元吧。
    不買衣裳走吧。不覺轉到了首飾櫃台，妻看中了一條銀製項鏈上標價288元，她想買可錢不夠又不好向女兒伸手，我見狀同女兒商量。女兒說：不是舍不得花這點小錢，你們也想一想都是什麼歲數了，還穿金戴銀，俗不俗啊？你看我年輕人都不興那個了。女兒又說：媽，選個實用的，花多少也買。直說得妻無言以對。我亦不好吱聲。女兒說的沒錯，人老了，戴一條銀項鏈有什麼意義呢，但我又理解妻子，當初她曾有過金項鏈金戒指手鐲什麼的，就因為女兒上大學時經濟拮據全變賣了，什麼首飾也沒能留下。沒留下便是當它什麼也沒存在過罷了，但今日她竟想有一條銀項鏈是什麼意思呢？生活中常常有一些尷尬的事兒莫提及最好，省得舊憂添新愁。
    離開東門商場轉一小彎是《茂業百貨》，女兒說，這兒的東西，價格是高點，但講牌子不賣水貨。於是女兒買了一雙鞋一件襖子一個包，用去1000元，女兒也是非名牌不穿。女兒買第一件叫妻的心一個格登，女兒買第二件第三件，妻的心格登後一陣縮緊，眉頭皺成一個疙瘩，臉上一大青塊。
    這有什麼，我還沒有一件奢侈品呢，女兒說。又去《順電》買了數碼相機，好歹是個名牌，可又花去了3300元。妻子說：名牌是什麼，哄人的，還幾千塊呢。女兒說：名牌就像名人一樣，名人和凡人都是人，樣子沒什麼區別，可他的社會效應率呢，一個天堂上一個地獄裏，前者是熊貓後者是老鼠。
    妻心疼錢一陣子，痛定思痛，竟然大徹大悟了。她說：“女兒已不是靠父母養的孩子，她是用自己的錢，管我們什麼事呢。我們節約了大半輩子，又能給女兒留下什麼呢。還有啊，你如果是一個有作為的父母，政治上或者經濟方麵能給孩子撐起一傘天，女兒何至於來深圳漂泊？”妻子說著說著竟覺得對不起女兒似的，她說她還是不要吃閑飯的好，找點事兒做，掙點錢，減輕一下女兒的負擔。
    次日上午，她經過兒童公園認識了一位樟州籍的保姆。這位做了六年的保姆告訴她，想做事就去香港人家，香港人春節給保姆發雙薪不說，家來的客人還給保姆一兩百元的紅包。樟州保姆春節就收了紅包兩千元。她還告誡妻子說，你千萬別去內地來的土包子老板人家，內地來的老板持摳門，給保姆的工資低還不給紅包；事情一點沒做好，罵人還非當他全家人麵前罵不可，吃飯不能同上桌，平時又防小偷一樣防著你。香港人就不一樣了，他們把保姆當一家人看待。我就想我的內地同胞好歹也是經過馬列主義教育了大半個世紀的，幹嗎就不及剛從殖民地回歸的同胞呢。那保姆還對妻子建議說，我看你那麼靈泛，可以去餐館做，每月收小費就有兩三千。經樟州保姆這麼一番撥通，妻子不動心也難，她早聽電視上說深圳年關保姆差員兩萬，她就打電話去聯係羅湖家政服務中心。電話裏，對方客氣說：行啊，你有深圳人擔保嗎？其意思還是信不過我們內地人，這叫妻的一腔熱情化為烏有。我說不行拉倒吧。妻火了說：“不關你的事，你上街理發吧。”
    我去理發，沿街發廊無不書寫著：單剪發10元，洗頭20元，洗麵20元，局油58元，還有負離子什麼的。我兩鬢花白，出門時妻子就說：“理了發也染個發吧，中老年人哪有不染發的？”
    誰無愛美之心，人又在異鄉，染吧，可算一算沒100元不行，想自己囊中羞澀隻好望而卻步，心情卻灰到了極點。
    我順著東門北街一直溜達，又一拐兩彎，竟然走進一個立交橋的一個居民區。在一個下坡處竟發現掛牌“江西理發五元”，剛走近又見一處“廣西理發五元”，我心中一喜，就走近《江西理發》，我說：“既是理發，就不該是沿街發廊那裏的什麼單剪，洗頭，刮臉，變著法兒要錢吧。”
    江西老表說：“來理發，哪有不洗頭刮胡須的？總之隻收費五元。”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理發時我說：“同是理發，江西老表，你的收費如此偏低，這間理發店的月租金就得1000元吧，你們在深圳怎麼生活呢？”
    老表說：“誠信服務，自然人多，我們辛苦點而已，好歹也比在鄉下種地強；我看你是湖北人，在家幹什麼？”
    我說：“也算是公務員吧，提前退職了。”
    他又問：“你月薪多少？”
    我說：“1000多元吧，衣食無憂。”
    哎……老表一聲歎氣，說：“人比人氣死人。”
    我說：沒的比，深圳的懶漢拿什麼“低保”也比我拿的多。
    店內沉悶還有氣味，將要洗頭那一會兒，我打開了門，老表又把門關上，說：“深圳這個冬天好冷。”
    我說：“是嗎，我是第一回來深圳。”於是，我們天南地北一派亂侃。
    理完發，我付錢。老表說：“歡迎下次光顧。”
    我說：“沒下次了，女兒要去上海，我也要離開深圳了。”
    老表說：“那好走啊。”
    怎麼好走，我就像來深圳的人一樣，往左有些悵惘，往右又有些迷茫，彷徨間到了地王大廈，抬頭看《地王》就像一架擎天的梯子。我想，天堂不向左，也不在右，順著這《地王》爬上去，也許就到了天堂，假若栽下來了呢，那麼就是地獄，但遺憾的是，我與眾多來闖深圳的人們一樣，根本就無法靠近《地王》。
    2004年2月23日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