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托尼：“湯尼”咖啡館的真相（第二部分）
    之前我說到，“湯尼”咖啡館那地方後來我經常去。
    通常兩個人一起——我和盛譽，我管他叫“譽子”的那哥們。
    我要特別聲明的是，我不是每次去都“短打”。從根本上說，我不是個刻意要標新立異的人。有一回，我穿著短褲在街上走，遇到銀行的小唐，見了我頭一句就說：“哎呦，穿這麼性感啊？”他度假十多天，剛從香港回來，乍見到我，本不該說這個。小唐的唐突，頓時讓我得到某種提醒——要是“湯尼”家的也這麼看，覺得我有事沒事老往“他們家”跑，還穿得特招人，這不太好吧？於是，我各方麵都有所收斂。
    我有點忌諱老板的眼光，不想讓他覺得我過於隨性……大冬天露個腿什麼的。
    一來二去和老板就有點熟。有時他捧一杯熱水，到我們跟前坐坐，多半是店裏客人稀少，特空閑的那會兒。話題沒定規，說說“左岸”一年一度的巴塞爾鍾表珠寶展，說說夏天，說說老在酒吧門口喝啤酒的孤老。偶爾也說到新加坡——那些眾所周知的事，以及我一無所知聞所未聞的事。
    我和譽子喜歡坐靠窗的那張桌，撩開半截紗幔，能看到街上的行人，推著嬰兒車的主婦。桌上是紅白格子的桌布，所有歐洲小咖啡館都能看見的那種。
    什麼時候起進入說故事的狀態？據譽子說，是我挑的頭。他說那天我說，新加坡的人其實很自我。說新加坡人最顯著的特點是，從不跟人說自家的私事。哪怕同事很久，都別想知道他住哪兒，家裏有些什麼人，離過幾次婚。
    我說，我有這麼健談？
    我感覺自己不太跟老板搭話，要說話都是譽子和他一對一。
    譽子說，說起新加坡你還是能說的。
    後來，老板順著這話題：“在新加坡，我的一熟人，他是當警察的……”
    故事好像就是這麼開始的——新加坡一“熟人”，一個人住著一大Apartment，基本不參加三個人以上的聚會，有哪些異於常人不可言說的愛好，有很多隱私……
    後來，這個“熟人”的故事就成了一長篇劇集。每次我們去，就等著老板空閑了，跟我們扯這“熟人”的“前情往事”。有時，老板有事要忙，暫且打住，留個尾巴等待下回。那做派就跟說書先生一樣，艮節上突然就賣個關子，讓人覺著比憋尿還難受。然而，興味無窮。
    “我們好像就為了聽故事而去——”有一天譽子如是說。
    “老板很會做生意啊，”譽子有所不甘，又說，“掙了我們不少咖啡錢。”
    “有故事聽總比單純為喝杯咖啡跑那麼老遠強。”譽子還說。
    那就不去了唄，我說。
    譽子緊追了我幾步，“去還是去。其實故事還是蠻精彩的。”繼而又說，“兩個男人的事我沒怎麼聽過。”
    我眼睛看著別處，說：下雪了！
    真的下雪了。
    …………
    事實上，從第一天開始講故事我就把他認出來了。
    當他說，在新加坡，我一熟人，是當警察的……我腦子裏的那根筋，好像猛地被人用指甲蓋彈了一下！“鐺——”
    其中的關鍵詞是“警察”！
    刹那間記憶全都恢複了……
    該想起來不該想起來的仿佛全都想起來。
    我冷丁問老板：“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蓄胡子的？”這事好像跟他正在講的故事沒什麼關係，譽子也搞不懂我怎麼想出這一出，特不友好地給了我一眼。可我明白，這很重要。
    “湯尼”家的被我問得很愣，看了下吧台裏的服務生，隨後不太確切地回答我：“應該有半年了吧……”這下，我心裏踏實了。如果他不是這麼說，如果說“我一直留胡子啊”，或者“我留胡子好多年了”，那麼，也許我會去尋求別的答案。
    現在我可以確定，他，這個咖啡館的老板，就是曾經去北京找我的那個新加坡警察，不過那會兒他隻在上唇留了短頾，不是現在絡腮這一款。顯得比現在年輕，比現在悶騷。
    也就是說，我和他不隻是打過照麵，或者說隻是在人生旅程中匆匆擦肩而過，事實上，那一年在北京，我和他至少有過三次正式接觸。至於是不是譽子說得那樣，“前世有緣”，我還真點半信不信了。
    我去“喜來登長城”會他，他沒跟我說他是警察，也沒跟我出示證件。那天，他穿著普通便裝，是新加坡男人都愛穿的修身版襯衣，大顆奶子連同胸線很明顯地凸嚕著，這模樣在北京爺們眼裏，是很騷包的。去之前，朝陽區警署明明白白跟我交待，說是“新加坡警方要跟你了解點事兒。”還說，“你跟他們派來的警官好好配合，有什麼說什麼……估計也沒你什麼事。”所以我一早就知道他的身份，無論他穿什麼，長什麼樣，在我眼裏就是個警察。
    在“長城”他沒刨根問底為難我，隨便聊的樣子。後來，五哥請他去“洗浴”，還讓助理東子領著去了“三裏屯”。五子哥之所以對他熱情，是因為他是我“老鄉”，是從我“老家”來的兄弟哥們。五哥的“老鄉”觀念，造成他來北京多少年了，依舊是個“土包子”……
    我怎麼把這些都給忘了？
    他去北京找我，是因為老馬丁。調查一幅畫的事。之後，由於沒聽說老馬丁的“畫廊”有什麼大事，更沒牽連到我，這事就被我丟腦後了。我到巴塞爾之後，一下子沒認出他來，一是因為在記憶裏壓根沒給對方留地兒；再就是，我想，多半是他留了絡腮胡子的緣故。
    他有沒有認出我？我想一定是認出來，否則，我第一次踏進“湯尼”家，他不會流露出那麼大的驚訝。現在想起來，他當時的反應，跟見到鬼了沒什麼兩樣。
    世界真小，真他媽的小，小到一轉身就踩到了“往事”的腳後跟。
    事情真巧，巧到你自己都有被嚇到。
    “無巧不成書”OUT了，書裏的那點巧哪裏巧得過真實的人生。
    經過這些奇巧之事，你會覺得上帝簡直就是個老頑童，成天玩作弄人的遊戲，把你從命運的這頭搬運到命運的那頭，把這個人的破事和那個人破事攪合在一起，然後攪合出兩件破事之外的第三件破事。上帝這麼搬來搬去，事兒媽似的，也不嫌累？可是話說回來，他老人家要不這麼搬弄，不玩作弄人的遊戲，成天在天堂裏也忒寂寞了。
    “湯尼”家認出我來，卻不說破，我想必是有原因。這也是我後來既認出他也不便說的理由。有時候，我們倆眼睛一過電，啥都有了——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以前我隻知道這叫“心照不宣”，後來我才知道時髦的詞兒管這叫“確認過眼神”。
    …………
    我是什麼時候決定要記錄這個故事的？我曾經好好回憶了一下：萌生把整件事寫下來、講給更多人聽的想法，應該是在他講到“盜畫”的那段時間，我敏銳感覺到這不單是一個情感故事，更可能糾纏著一樁刑事案件——愛情加案情，濃烈加慘烈，是一切好故事的基本要素，當年“海岩”那老小子就專門玩這個。它會讓一個本來就好聽的故事愈加好聽，為凶險的社會現實增添了些許的甜膩和溫情。懸念迭出、暗黑心理、法庭辯論、生死攸關、緣起緣滅……你要讓它不吸引人也難。
    重要的是這個故事居然還跟我本人搭界。我當然知道這個人參與過“馬丁畫廊”的案件調查，因為他就是為這事到北京找我。但我不知道“馬丁畫廊”盜竊案竟然和故事裏的人物發生了聯係，生生地把我這個局外人也牽扯了進來。當我聽他敘述到“馬丁畫廊”那幅情色意味的畫被偷時，我手中的咖啡杯差點沒掉在地上。我當時就想，我一定要記錄這個故事，因為它太巧，太“好玩”了。好聽加好玩，“無巧不成書”，至少在“成書”這一點上它是站得住腳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能不能寫好這個故事。或者說，我不清楚自己有沒有能力把一切都記錄下來。每周我要上五天班，銀行雖然不興加班，但做我們“大客戶”這一門，晚間應酬還是挺多的。沒有大把的時間用於碼字，對我來說確實是個很大的障礙，但更多的是對自己能力和耐心的不自信，畢竟前前後後要碼下三十萬字，二十五個章節。
    口述一個故事不可能做到很有條理，尤其是今天沒講完，明天再接著講，或者是三天以後才續上，思維一定是“跳躍的”“碎片化的”——哪跟哪啊——相互間的關聯度做不到很緊密。
    我們坐在一起時，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上次說到哪兒了？”或者“前幾天這事說過嗎？”有時，正說到興頭上，客人要結賬走人，“湯尼”家不得不抽身去照應。等回來時，剛才的說故事的那點興致就找不到了。想從哪兒接上隻能聽由講述人。
    “重起爐灶”的事是經常有的。這就造成我不可能做到“如實記錄”，不可能像錄音筆那樣，他說什麼我記錄什麼。故事背後的許多細節，需要憑借我的理解和假設去加以補充，有時需要對時間順序和敘事角度進行梳理，重新做出布局。
    這就是我用文字記錄的故事和口述者“原故事”的差別。可以說，其中一定摻雜著我的主觀想象，把我自己的人生經驗、人生感悟加在故事主人公身上。在整個故事的記錄中，我不得不用“皮特：”或者“王聖：”這樣的方式來區分每一章節的不同視角，用這個方法來切換敘事的角度。
    好在“湯尼”家的敘述很細致，提供了我許多想象的入口，可以說，每一處想象都有切實的依據，絕非憑空捏造。也正是由於過於詳細，許多生活細節屬於男人之間的“私聊”，當它要訴諸於文字，尤其要將其轉述給公眾時，其中涉及隱私的描述，則成了我完成這件事最大的瓶頸。口頭說是一回事，落成文字是另外一回事，沒有一家網站、一個編輯能允許一個故事裏有超尺度內容，即便你的故事再好聽、再有普世意義、再有心靈教誨心靈雞湯一般的作用。編輯管轄的就是不能出現“敏感詞”。於是，我不得不對許多細節作隱晦處理，避免過於“寫實”；用可接受的語言，甚至是隱喻的方式，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真實性，同時又必須在普遍認同的範圍和尺度內——這真是個費心費力的過程，但也因此而讓這個故事具有了一定的文學性，可以說是“焉知非福”吧。
    讀完這個故事的朋友，一定認識到，我絕非嘩眾取寵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始終堅持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耽美”故事，它很真實，很真誠，具有現實意義和普遍的社會價值。
    接下來，我想說的是，故事中的關鍵人物——王聖，現在在哪裏？這家咖啡館為什麼要叫“湯尼”而不是“JASON”？恐怕這也是讀者朋友特別想知道的“真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