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下
    要全麵了解一個人，就一定不能囿於個別事件。人是複雜的，世事也是複雜的。關於劉錫鴻的部分行事，關於大清王朝的一段外交內鬥，至此，已基本說完。
    意猶未盡，為了全麵了解劉錫鴻其人，這裏，再簡單說說他的思想主張。
    據說，劉錫鴻有一枚刻有“儒俠”二字的印章。就此一端，多少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有一種“以儒家思想解救亂世”的誌向。
    關於劉錫鴻極力諫阻中國開建鐵路一事，平心而論，他的反對，並不是胡攪蠻纏，並不是信口開河。關於此事，後世多有非笑甚至是恥笑劉錫鴻者，真實了解劉的想法之後，或許，那種道聽途說的笑聲會小一些、會收斂一些。
    其實，關於此事，劉錫鴻的一些說法，也有他的道理在。比如，他指出：鐵路的修建，可能會便於外國列強控製中國，使國家喪失主權。仔細想想，在當時國力衰弱，列強環伺的情況下，確實存在這種隱憂。另外，劉錫鴻還指出，修建鐵路，需要大量向外國借款，一旦經濟被人操控，國政就可能被人掌握，這似乎也不無道理。劉錫鴻說：
    “囊者英法構釁，屢獲逞於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運炮運糧，兩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險，以延敵哉？”
    （以前英法兩國製造事端，多次在海上得逞。然而，他們之所以不敢深入內地的原因，就是因為道路不通，行程遙遠，他們想要運進大炮、運進糧餉的道路被阻窒了。既然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修鐵路，要自行喪失天險而引賊入室呢？）
    後來的曆史，也的確印證了他這一擔憂的正確。
    能夠在國家大考中得中一席，能夠在郭嵩燾的幕府之中被施以青眼，劉錫鴻自有他過人的地方。我們可能會不喜歡一個人，但是，我們要有發現任何一個人優點的胸懷。
    其實，劉錫鴻的思想並不是一無是處，他也有值得大家學習和深思的地方。比如，關於吏治，劉錫鴻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晚清吏治的黑暗現狀，他痛心疾首，並提出：
    “故今日之事，為吏者當以順治，是諸輔臣為法，代幼主以遵成憲，毋忘綜核名實之嚴，然後國威可以複振，非然者，筋脈日益弛緩，寸步將必難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
    （所以，今天的各項事務，作為政府的管理者，我們應該讓社會井然有序，和諧安定。諸位輔政大臣製定法度，聖上雖然年幼，但是，大家要代聖上遵守既定的法令、規定。千萬不能忘了，一定要嚴格考察核定計劃與執行是否相符合、口說與行動是否相一致。隻有這樣，國威才可以重振；如果不能這樣，就會使國家的綱紀日漸廢弛，使得國家日後寸步難行，最終隻能僵硬倒地，任人淩虐。）
    “見上所為，賞罰者一，皆不拘情麵，不關毀譽，不雜恩怨，不任素性，愛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榮去辱，隻此化惡善一途。”
    （參照以上的做法，那麼就必須獎賞與處罰標準統一；不能有所偏私；不能因為情麵而受限；不能因為關心個人聲譽的好壞而算計；處理事情不能摻雜個人的恩怨；不能因為個人的性情而不顧法規；愛憎有道，不能因一時的喜怒而輕率從事；一定要有榮譽感，一刻也不能少了羞恥心；這樣，才是處理大是大非的、分別善惡的正確途徑。）
    關於吏治問題，劉錫鴻不斷思考，他甚至還提出了解決的辦法。例如裁撤冗員，以禮馭吏等。
    “擇樞臣之忠清剛正者，省去別項差使，專核吏、兵、刑三部，議處事件，而治其詢縱濫保之失。”
    （在樞機大臣中選擇忠誠、清廉、剛直、正派的人，不能讓他們兼別的差事，就讓他們專門審核查驗吏部、兵部、刑部的事項，以此，來專項治理這三部當中的徇私枉法、胡亂放縱、隨意保舉等缺失。）
    “是非悉當默險能明，人人有所懲勸，以效其才能，亦人人無可幹求，以養廉恥，則牧民馭兵兩大政，自然日有起色”。
    （是非對錯，都應該在任何情況可以判別清楚；所有人都知道有功必賞，有錯必罰，那麼，大家就可以人盡其才；所有人都沒有鑽營投機，攀附徇情的路子，這樣才能讓大家有廉恥的觀念。如此下去，撫育百姓、掌控軍隊的兩大實政，才能慢慢有所改觀。）
    劉錫鴻還指出了人民素質與國家富強的關係：
    “英之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商賈周於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遷之需；國之致富，蓋本於此。非然者，火車輪船，即能致遠，而可販之貨，國中無從造而成之，金幣究何如人哉？”
    （英國的民眾，大都勤勞謹慎，他們不會懈怠而不做事；英國的商人遍布四海，這個國家的其他行業都竭力勞作，可以保證人民的生存，物品的繁富，也可以供給出現破敗時的用度。這個國家的富裕，原因就在於此。如果不能這樣，即使火車輪船可以行進很遠，那些販運來的貨物，本國無法加工生產，錢再多，又有什麼用呢？）
    除此之外，劉錫鴻也是提出民間開礦設想的第一人。
    到了英國之後，劉錫鴻的思想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例如，他稱讚君主立憲製：
    “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沒有閑散而無所事事的官員，沒有遊手好閑不事勞作的民眾，官民交流暢通無阻，沒有殘暴不仁的國政，沒有虛假客套、形式泛濫的應酬瑣事。）
    通過與馬格裏、博郎、井上馨等外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鋒，劉錫鴻也打開了眼界。通過與博郎的辯論，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先前反對船艦的看法：
    “事理無窮，因乎時勢。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則補養元氣，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補養，則其病終不可廖，此又一理也”。
    （事理是沒有窮盡的，一切，都和時勢密切相關。這就像人的身體，沒有病痛的時候，注重補養，使元氣充足，那麼，外邪會不戰而退；一旦生病，那就不一樣了，如果不先祛除外邪，隻是一味補養，那麼，病痛始終是無法治愈的。）
    另外，他對領事裁判權提出了看法：
    “倘照理藩院刑法，參酌變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罰款代笞杖，定為專例，以治外國寄居商民，亦未嚐不可。”
    （假如隻是按照理藩院的法律規定，參考相關事實，進行變通之後，用圈禁取代流放，用易科罰金取代肉刑，並把這個定為專項條例，用這樣的法規來治理僑居、寄居中國的外國人，似乎也未嚐不可。）
    關於劉錫鴻的話題，到此，畫上一個句號。
    讀者可廣閱相關書籍，繼續全麵深入了解相關事體。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