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二）
    關於王氏寶釧的故事，曾經，聽到過批判的聲音，說是男尊女卑製度的遺毒，說是套給婦女的枷鎖，說是要求婦人從一而終的糟粕。
    這些，有點“某類階級評論家”的味道，有深深的時代烙印，姑且由他吧。
    先看看女性作家張愛玲的評論吧，她是從婦女的角度看這出戲的。張氏本身作為女性，她的見解或許更精到。張愛玲有一篇文章《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紅鬃烈馬》無微不至地描寫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貴致力於他的事業十八年，泰然地將他的夫人擱在寒窯裏像冰箱裏的一尾魚。有這麼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來，星夜趕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經被貧窮與一個社會叛徒的寂寞給作踐完了，然而他以為團圓的快樂足夠抵償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給她設身處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後，在代戰公主的領土裏做皇後！在一個年輕的、當權的妾的手裏討生活！難怪她封了皇後之後十八天就死了——她沒這福分。可是薛平貴雖對女人不甚體諒，依舊被寫成一個好人。……”
    張愛玲作為女性，出發點自然而然地順應了自己的性別。她首先對男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除了以點帶麵地指責了“男性的自私”，她更是聲色俱厲地稱呼薛平貴為“社會叛徒”。從女性的視覺和思維看，男人守在身邊是窩囊廢、是沒出息；男人不在身邊、顧事業，又會說“陪伴是最長情的表白”。反正，男人怎麼做都是不對。
    張愛玲對王寶釧的態度，一是同情王氏的被擱置與被冷落，一是可惜王氏失掉的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一是可憐王氏在寒窯中經受的貧苦，一是感觸王氏十八年間形單影隻的寂寞，最後，張愛玲特別犀利地指出，王寶釧必須“在一個年輕的、當權的妾的手裏討生活”。
    張愛玲自有她的道理！僅從作為女性維護女性、理解女性這一點來說，張氏無疑是很有說服力、非常有力量的。
    至於薛平貴是不是好人，是不是被寫成好人，似乎，不那麼確定。至少，在我，是不確定的。
    關於張愛玲的評說，先畫一個句點。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秦腔也有稱《王寶釧》為《紅鬃烈馬》的。紅鬃烈馬就是曲江池裏的妖馬，被薛平貴降服。這事成了他去征戰西涼國的起因，紅鬃烈馬也成了他坐騎。
    關於《王寶釧》的評論，老生常談，又不得不提魯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遺·〈絳洞花主〉小引》中評論《紅樓夢》時說的話：
    “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關於王寶釧的各種評論，見仁見智，各存其說。
    說到這出戲中有所謂的“封建思想”，完全可以。但就我看來，說這出戲是反封建、反傳統的，似乎也未嚐不可。
    不刻意嫌貧愛富、不講究門當戶對……不正是王寶釧所對抗的麼？不正是王寶釧對以往所謂的“封建”、對千年以後的而今流俗依然的“非封建”的最有力的反叛麼？
    誰又敢說不是這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