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正月初二開始，金軍組織橫渡黃河。由於船隻太少，遠遠不夠用。他們於是砍伐樹木，製成若幹木筏用來渡河。經過五天搶渡，到正月初六，金軍騎兵已基本過河，而步兵才剛剛到達河北岸。
    斡離不下令，步兵精壯之旅迅速過河，老弱者不必過河，留在北岸的浚州城裏。斡離不派人將沈琯找來，對他說：“現在南岸已無一人，你來日須去到汴京。”
    沈琯點頭答應。
    過河之後，斡離不望著波浪滔滔的黃河水，對沈琯很感慨地說：“南朝可謂無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輩豈能渡哉！”
    沈琯聞言，心裏很不是滋味。他很不理解，官軍為什麼不利用黃河天塹來阻擊金兵？為什麼棄河而逃？
    宋軍棄河而逃，主要責任就在於梁方平“單騎遁歸”。他從浚州跨上馬，馬不停蹄地一路飛奔。跑回京城後，他不敢入城，害怕受到軍法處置，於是便在城外收集潰退散兵，然後駐守在外城西城牆一帶。
    梁方平所部騎兵潰退後，何灌率領的步兵在黃河北岸也聞風而潰。何灌覺得，單憑自己一己之力，無法守住黃河，於是一邊從滑州撤退，一邊收集潰散之卒，退守氾水關。
    郭藥師過河後，率領先鋒軍迅速占領滑州。然後，緊隨何灌之後，一路追擊。等郭藥師追至氾水關，何灌所部又不戰而潰。何灌無奈，隻好率領剩餘兵馬退還京師。
    正月初五那天，何灌回到京城，請求覲見宋欽宗，欲稟報梁方平逃跑之事。由於當時正處於紛亂之際，宋欽宗根本顧不上追查黃河失守之責任，也沒時間接見何灌，隻是下旨令何灌控守京城西隅。
    金軍渡過氾水（故道在今河南中牟縣南）後，騎兵勁旅整理好隊形，擊鼓而壯行，浩浩蕩蕩，氣勢震天，朝著東京城奔馳而來。沿途府縣紛紛派人疾速入京，向朝廷稟報敵情。
    正月初六上午，宋欽宗從宣德樓回到延和殿不久，消息紛至遝來，“中外震動”。為應對非常之變，宋欽宗立即對朝廷領導機構作了調整：
    免去白時中太宰職務，任命李邦彥為太宰兼門下侍郞，張邦昌為少宰兼中書侍郎，趙野為門下侍郞，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吳敏繼續擔任樞密院使，李綱繼續擔任尚書右丞，耿南仲由簽書樞密院事升遷為尚書左丞，唐恪任同知樞密院事，吳幵、莫儔權直學士院。上述這些人，構成了當時朝廷的核心決策層。
    當時，為皇上禦駕親征而準備的行營輜重，屯集在京城南邊的尉氏縣。李綱向宋欽宗建議道：“現在敵兵已近，陛下不宜親征，建議將行營輜重運回城內，專心一意守衛京城。”
    宋欽宗同意，說：“輜重馬上運回，撤銷親征行營使司，改任卿為禦營京城四壁守禦使，統一指揮全城守禦。望卿團結軍兵，捍禦賊馬。如立到功效，並當不用常例，持加恩賞。望多出文榜，曉示軍兵。”
    同時，宋欽宗還向全國諸路，派出一批身邊內侍，讓他們代表皇帝，督促全國諸路帥臣火速出兵，入京增援。
    李綱深知自己肩負著守衛京城重任，不敢有絲毫怠慢。他采用百步分兵之法，將外城城牆分為東西南北四個防區，每一個防區派出一萬兩千餘人作為正麵作戰部隊。另外，還配有保甲、民兵、廂軍等輔助隊伍。
    對這四個防區，李綱各安排一名皇帝宗室成員與一名武臣，共同擔任防區提舉官。同時還各安排一名皇帝侍從官，負責進行督察。各個城門是防守重點，李綱皆派遣宦官擔任使臣，按職務大小，“分地而守”。這樣，守衛都城的組織體係基本建立起來了。
    同時，李綱還下令，全城軍民積極行動起來，全麵開展備戰。他們修樓櫓，掛氈幕，安炮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等等。凡是防守所需之器械，都做了充分準備。
    此外，李綱還迅速組建了馬軍與步軍四萬餘人，將他們分為前後左右中五軍。每軍八千人，並建立起統製、統領、將領、隊將等組織架構，每天進行軍事訓練，以提高軍事素質與戰鬥力。
    李綱安排前軍駐紮在通津門外，保護城內糧倉---延豐倉安全，倉庫裏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後來，各地勤王之師來京，集結於城外，多虧有這批糧食做軍糧。後軍駐紮在朝陽門外，控製樊家岡一帶較淺的濠河，使敵軍騎兵不敢接近城牆。而左、右、中軍都駐紮在城中，作為戰略預備隊，以備緩急之用。
    東京城作為大宋首都，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軍事重鎮。因為地處平原，周圍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所以，北宋曆朝皇帝對京城防禦設施都很重視。特別是宋神宗時期，築敵樓，作甕城，浚治壕塹，進一步加強了城防功能。
    東京城由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部分組成，城防工事主要分布在外城，而且修築得很堅固。外城四麵城門共有二十一座，包括十六座陸門和五座水門。各水門跨河設有鐵柵閘門，每到晚上，都要放閘閉門，以防敵人沿河潛入城內。
    城門是交通運輸的主要出入口，也是防守與出擊的重點。每座城門口，都設置有圓形或方形的甕城，以加強城門入口的防護。甕城之上設有戰棚，供守城士兵防禦和休息之用。外城城牆每隔六七十步設有一座馬麵，馬麵突出於城牆之外，可以交叉射擊，保護城牆不受敵軍破壞。大約每隔二百米設有一座庫房，內藏各種武器和軍需品。為加強城防，在外城周圍還開挖了一條名叫護龍河的壕河，有三十多米寬，濠河兩岸栽有榆樹與柳樹，也能給攻城敵軍構成障礙。
    正當全城軍民積極備戰之際，太學生陳東忽然又上書。他上書不是建言如何抗擊金兵，也不是建議如何守衛京城。他關注的不是外患，而是內憂。他在奏章中說：
    “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以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裏，其監司、州縣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煥，是京子蔡攸妻黨。童貫昨討方寇，市恩亦眾，兼聞私養死士，自為之備。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
    陳東上述所言，雖然有些誇張，但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當時，不僅童貫率領三千勝捷軍追隨宋徽宗南下，高俅也帶領三千禁衛軍追趕宋徽宗而去。陳東的奏章，說出了一些大臣心中的擔憂，也說到了宋欽宗隱隱不安的心坎上。宋欽宗閱後，在奏章上禦批了兩個字：“然之。”
    但是，宋欽宗心裏也很清楚，眼下還顧不上處理這些內憂問題。金軍即將兵臨城下，當務之急是解決外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