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上山下鄉運動和母親來農場
    文革開始前後不到三年，全國各地的“書記”和“長”們，從“革命領導幹部”一下變成了“反革命修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轉眼之間，他們這些人又從十八層地獄被“解放”出來，重新成為革命領導幹部。
    政治鬥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些革命老幹部被玩弄於舍取之中，股掌之間。先罰後賞，反複無常，叫他們感恩戴德。
    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封疆大吏和省委書記、省長們，受盡淩辱、殘害，但寧為玉碎者少，願為瓦全者多。他們大多數人選擇了“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的忍辱負重。
    能活，就活著。
    我們從鄧小平當年的三次檢討、認錯的信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偉人，也不能免俗。
    曆史上，中國的文人和官員中，有的是有骨氣的誌士，但更多的是奴才。
    一般地說，明君之下出高士，暴君之下育奴才。
    皆因明君能容人，被屬下對抗、爭辯幾下，至多使其不快，不再被重用，但不會家破人亡。因此，曆史上就有許多文人和官員藐視功名與烏紗，寧為情性而得罪皇帝。
    才子柳永有詞“忍將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惹惱了皇帝，結果皇帝在他的試卷上批曰：“此人花前月下，愛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
    皇帝大筆一揮，柳永便一輩子與官場無緣，從此難入仕途。“禍兮福所倚”，但他成為了中國極有影響的婉約派大詞人領軍人物，後來自嘲“奉旨填詞”。
    柳永是幸運的，因為他沒碰到暴君。柳永要是遇到的是暴君，別說你去青樓打茶圍，在書案填詞，能叫你飯都沒得吃，能叫你活不下去。
    鄧拓的一篇“說大話的故事”，並沒有柳永的輕蔑上權，他隻是善意的比喻、提醒一下當政領導，結果竟丟了卿卿性命。假如寬厚仁慈，冷落鄧拓就是，何必要置人於死地？
    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如何？
    有風骨，有氣節，為人讓人肅然起敬，思想言論讓人擊節讚賞。
    好，那就將你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故專製不可觸犯的，一旦觸怒，輕則有牢獄之災，重則死無葬身之地，後果不堪。
    在暴政下，文人和官員的風骨尤為可貴。
    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堅持正義和真理，不媚權貴，就是風骨。
    沒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和沒有骨氣的官員，就必然沒有是非原則，隻有厲害權衡，隻會媚權，現在被網民譏諷為太監。
    這些人沒有人格，因此他們所謂的忠心，隻是在主子得勢的時候忠。主子一旦失利，難免要反戈一擊，立即殺個回馬槍以報效新主。
    苟且偷生，真不是說著玩的。現實往往逼迫你苟且偷生。因為隻有苟且，才能偷生。
    苟且二字，表現出“活”的無奈。而一個“偷”字，凸顯了“生”的無奈。
    行筆至此，突然想到古人介子推。
    春秋時，晉獻公妃子驪姬，謀害太子申生，申生弟弟重耳，避難流亡出走，期間受盡屈辱磨難。跟著他流亡的臣子中，有個人叫介子推。一次，重耳餓暈，介子推割腿肉送重耳食。
    後重耳為國君，成春秋五霸之一，即晉文公。晉文公執政後加封功臣，獨忘介子推。經人提醒，晉文公憶及舊事，含愧差人請介子推入宮受封。介子推數番不應，晉文公隻得屈尊前往親請。
    介子推不願為官，聞訊背駝老母躲進綿山（今山西介休縣東南）。晉文公搜山未見介子推，有人獻策燒山，留一出口逼介子推現身。公乃令燒山，孰料火燒三日夜，熄後終不見介子推。
    晉文公上山查看，見介子推母子相擁一大柳樹，人與樹俱被燒死。柳樹樹洞內，介子推留片衣襟，上題血詩：割肉奉君盡丹心，但願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終不見，強似伴君作諫臣。倘若主公心有我，憶我之時常自省。臣在九泉心無愧，勤政清明複清明。
    晉文公哭拜後，為其厚葬。下令綿山為“介山”，建祠。定燒山這天為寒食，曉諭全國，在這天禁忌煙火，隻吃寒食。
    晉文公臨行，伐那株燒焦柳木，回宮做成木屐，每日對其長歎：“悲哉足下。”
    清明節和“足下”之尊稱，即源此。
    今日之社會，既無介子推，亦無晉文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