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二月逆流和打倒劉少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為聶元梓的大字報，發表了《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在這張大字報中，毛澤東明確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可以想象，在最高權力機構的黨中央裏麵，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問題何等嚴重。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毛澤東所說的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當然是指劉少奇，及其與劉少奇政治觀點一致、聽命於他的人。
    這就是直接要將劉少奇打成階級敵人，要置他這個國家主席於死地。
    劉少奇無力反抗。
    從此以後，劉少奇一蹶不振，隻能任人擺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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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到底給中華大地帶來了什麼呢？
    曆曆在目的是：大規模毀壞文物古跡、文化藝術，廣泛迫害知識分、藝術家、領導幹部，全麵愚弄、殘害無辜群眾。
    不計其數的藝術家、專家、學者、著名民人士和黨政領導幹部，被逼自殺，被迫害致死。
    學校停課，廠礦停產，交通停運，更兼傳統的道德禮儀被徹底毀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張春橋、姚文元從北京回到上海，夥同王洪文等人，策劃在上海全麵奪取市委和市政府大權。
    他們以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為由，以造反派的名義，首先相繼奪取了《文彙報》報社、《解放日報》報社的權，繼而又策劃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風暴。
    一月八日，上海建立了由“張、姚、王”控製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發表了《告上海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全麵奪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領導權。
    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肯定這種違法行為，是革命行動。
    《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推波助瀾，肯定和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奪權。
    奪權之風從此刮遍全國，加劇了全國混亂局麵。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奪得上海領導權後，即籌劃建立新的領導機構“上海人民公社”。聲稱：“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上海奪權的完成。”
    毛澤東將“上海人民公社”，改為為上海“革命委員會”，並親筆題詞“革命委員會好”！
    從此，全國造反派紛紛效仿上海，掀起大奪權風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周恩來主持召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因這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又稱“懷仁堂碰頭會”。
    在這次會議上，中央軍委副席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開國元勳，對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表示了強烈不滿。老帥們對與會的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一夥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麵對麵鬥爭。
    這次“懷仁堂碰頭會”，後來被稱為“二月逆流”。
    從從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十八日，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會”，批判這些共和國功勳老帥。
    繼而，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乘機在全國掀起“反擊複辟逆流”的惡浪，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各級導幹部。
    至此，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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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春，國家主席少奇開始被公開揪鬥，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受到殘酷的人身迫害和羞辱。
    劉少奇手持憲法參加批鬥大會，希圖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護自己。
    不知道這個時候他有沒有想過，這個憲法保護過中國的老百姓沒有？中華人民共和憲法中賦予公民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你這個國家主席自己向人民兌現過沒有？
    劉少奇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晚了！
    憲法和國家主席都非常悲哀！
    這也是國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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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影評，評影片《清宮秘史》。
    該文明目張膽，矛頭直指劉少奇，將劉少奇定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明確了劉少奇的“問題”是敵我矛盾，說他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從此以後，在報刊上即以“中國的赫魯曉夫”一詞來代替劉少奇的名字，在全國掀起批判“中國的赫魯曉夫”的高潮。
    四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把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倒、批深、批臭”。
    四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先後講話，羅織和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然後不顧黨紀國法，隨意捕人，嚴刑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烏雲翻滾，濁浪滔天。
    陶鑄，是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又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在十一名常委中排名第四，除了毛澤東、林彪之外，他的排名僅次於周恩來，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可謂位高權重。
    然而好景不長。僅僅上任四個多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他就被江青、陳伯達等公開點名打倒。
    從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劉鄧”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劉鄧陶”！
    其原因，就是陶鑄反對造反派奪黨和政府的權。
    “文革”開始不久，全國社會秩序即陷入全麵混亂，武鬥和暴力流血事件不斷發生，打砸搶歪風盛行。
    就在這時，江青發表了公開鼓吹武鬥的講話。
    “文攻武衛”的口號，首先在上海《文彙報》公開發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江青在接見安徽造反派代表時，大講“文攻武衛”。中共中央辦公廳於九月九日發出通知，號召學習江青的“九·五講話”。
    於是各地紛紛成立五花八門的所謂“文攻武衛”組織。
    這些組織以貫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的指示為借口，以“文攻武衛”為口號，大肆進行派係武鬥和打砸搶活動。有的地方甚至出現破壞交通設施，搶奪部隊武器裝備的惡性事件。
    在江青的“九·五講話”的蠱惑下，全國陷入了更大的混亂。
    

    作者閑話：

    都是曆史事實，怎麼說敏感不敏感？因為你們覺得敏感，就要求作者回避曆史事實嗎？這不是我們共產黨要求實事求是的做派吧？遺憾！你們不敢正視曆史，是文學的恥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