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這十七年，我國開展的以階級鬥爭為主體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粗略統計就有幾十次。涉及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遍神州的千家萬戶。這些政治運動，就是在幹部和群眾中，找出那些對黨和政府有意見，對上級領導或上上級領導提出過批評，或說過牢騷怪話的人，將其打成階級敵人。
    各地在運動中需要挖出打擊的敵人，是有數量指標的。
    必須把設想的敵人，“變”成事實上的敵人，以印證階級鬥爭理論的正確。
    這樣一來，冤、假、錯、案案件。就不是在所難免，而自然而然的是遍地開花。
    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使整個社會充滿恐懼。
    特別是民間家庭“成分”不好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庭成員，包括資本家、“偽”職人員家屬及子女，還包括直係親屬在台灣、香港、澳門及在海外的人，他們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被當成天生的社會不安定的隱患。
    按當時政策，民國時期民選的農村“偽”保長以上，城鎮在民國政府機關單位討生活的“偽”科員以上，哪怕是參加過抗日戰爭在政府軍隊任職的“偽”連長以上人員，一律不分青紅皂白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對象。
    甚至連他們的子女，都被認定為是本質上就不是好人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他們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威嚇下，隻有老老實實好好接受“改造”，爭取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考大學上學、招工、入黨、提幹等所有好事，都早已將他們拒之門外。
    除非特殊關係，特殊人才，為了證明黨的政策正確、美好，才有少數幸運者躋身體製內。
    連軍隊征兵都明文規定不收他們，他們連保衛祖國的權利都被剝奪。
    下放到農場的知識青年和社會青年，這些“黑五類”子女的比例更高。
    像刺配一樣，“自卑”兩個字，無情地烙刻在他們的臉上、身上、心上。低人一等的政治待遇，讓他們對社會不公滿懷怨恨；血氣方剛的年齡，他們卻敢怒而不敢言。
    他們根本不敢表現出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甚至連冷風熱嘲的話也不敢說。
    因為無中生有的橫禍，隨時會為他們無意中一句玩笑話，遭到他人刻意栽贓誣陷，災難隨時會突然降臨到他們身上。
    已經淪落到罪犯一樣地步的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偉大領袖會發動這樣一這場鬥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將平時迫害自己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領導幹部們統統打倒。
    並且以革命的名義給予“洗禮”。
    給了他們這樣一次“革命”的機會，何樂而不為？
    那就起來革命，起來鬥爭，以神聖的“革命”名義，泄泄私憤。
    這種人不是少數。
    大壙圩農場自然與社會上其它地方一樣，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環境下，下麵各隊幾乎都出過所謂的“反革命”和“反革命小集團”。
    其實，這全是無稽之談，是階級鬥爭學說需要他們成為“反革命”和“反革命小集團”。
    這些曾被打成“反革命”、“反革命小集團”的人員，和那些“階級敵人”的後代，此時此刻都可以揚眉吐氣地革命了。
    他們革命的對象，必然是曾經革過他們命的場黨委書記嶽中林。
    這些人和嶽中林的矛盾，實質是官民矛盾。
    官民矛盾，是非民主國家永恒的社會矛盾。
    而老場長孫家禹和黨委書記嶽中林的矛盾，以及“保孫派”和“保嶽派”的鬥爭，其實是官方的派係矛盾和鬥爭。
    將官方內鬥，說成是路線鬥爭或階級鬥爭，是大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