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後，不管什麼農活，我都會很快地按大約平均的數量，先將我該幹的幹好，但絕不多幹。我每月比別人少拿兩元工資，我為什麼要多幹活？
    雖然什麼農活我都會幹，而且比一般人幹得快，幹得好。但我不喜歡幹農活，因此絕不多幹。
    我還沒傻到喜歡多勞少得的程度。
    無論幹什麼農活，我都是盡量快幹，幹好後甩下眾人，然後我就躺在田埂上休息。
    該我幹的我按質按量幹完了，班長張廣隆對此也無可奈何。
    一次栽秧，我遙遙領先將一趟秧栽完，正躺在田埂上閉目養神，葛隊長看見了。
    他走過來對我說：“小甄，別人都在栽秧幹活，你怎麼在這裏躺著睡覺？這影響多不好！”
    我說：“我這一趟的秧栽完了，我在等他們。”
    葛隊長說：“哦，你還要等別人？你為什麼不能多幹點？”
    我說：“憑什麼我要多幹啊？我沒這個覺悟！我又不想當雷鋒，憑什麼要我多幹？大家都比我拿的工資多，我這個拿錢最少的憑什麼要多幹？葛隊長，我要是比別人幹的多，你能不能多給我發點工資？”
    能說會道的葛隊長沒詞了。
    但他有想法。
    他認為，工人都要這樣自己想下班就下班，那就沒規矩了。如果大家都不遵守上下班規定的時間，在上班時間自己想休息就休息，這還得了？如此效仿，這二、三百人的隊伍還怎麼帶？
    他找到劉隊長，說到我擅自下班、擅自在上班時休息的問題，和劉隊長協商怎麼處理這件事情，以及如何防範此類事情再發生。
    別看葛隊長是解放軍中尉轉業的，而劉隊長隻是個副隊長，但劉隊長比葛隊長資格老。
    劉隊長是蘇北人，在放前就是地下黨。
    他以國民政府地方保長的身份為掩護，給黨組織搜集情報，有點像後來樣板戲《沙家浜》裏阿嫂的那種角色。
    可他在給黨組織搜集情報的同時，有沒有為國民政府搜集情報，這就說不清楚了。
    文革中，劉隊長交代問題時自己說，對這個問題，為迷惑敵人，我方過時的、沒價值的情報，當然要給國民黨弄點，要不然怎麼能取得敵人的信任？
    得，就憑這一點，他就隻能在農場幹，也隻能當副職，也隻能在文革中等著挨鬥爭、受迫害。
    說到我擅自下班、擅自在工作時間休息的事情，劉隊長對葛隊長說，人家拿的錢少，幹的活不少，何況還是個孩子。現在，是我們要求嚴格遵守紀律是小事情，追求工作實效是大問題。你想，要是大家都遵守勞動紀了，但都消極怠工了，有意思嗎？
    葛隊長也比較實際，認可劉隊長的意見。
    葛隊長提出個大膽的設想，他建議說，幹脆，我們把全隊調皮搗蛋的，好吃懶做的，喜歡打架的，嘴厲害的，有病的，抗美援朝那些老資格的，還有別的班不喜歡要的人，單編一個班。讓這些人自己選一個班長和副班長，分給他們一些輕的，或者很重的，和比較危險的，別人不敢幹的事情做。這樣又能服人，又能調動他們積極性，還不影響別人情緒。這些人難纏是難纏，但能在關鍵時刻炸碉堡。你看怎麼樣？
    劉隊長十分讚成葛隊長的這個意見，說：“好，這辦法好。這些人個個是無風三尺浪的角色，編在一個班，其他班就好帶。沒了帶頭搗蛋的，就鬧不起來事。”
    於是，王台孜的三班誕生了，班長還是張廣隆。
    誰都知道，三班的人個個都是刺頭，都不敢惹。
    三班對外號稱攻堅班。
    別人背地叫三班為“操蛋班”。
    記得有一次隊部組織談理想活動，場部由個領導也親自參加。會上，大家皆擇獻媚之言說，有要做科學家的，有要當技術人才的，有要做雷鋒的，有要成英模的，不一而足。
    臨我發言，便大殺風景。我老老實實地說：“我的最大理想就是能吃飽飯！”
    當時定量吃糧，難以足食，話雖然實在，聽得領導十分尷尬，對我自然不會有好印象。
    最終，我因愛向領導提意見，極其不光彩地成為三班其中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