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課
    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清晨，我們六安、霍山、舒城、金寨的這些去天長縣大壙圩農場的男女青年，各自告別親人，登上一輛帶棚的大卡車離開六安，向合肥開去。
    現在從六安到合肥，客車隻要一個多小時。
    當時我們坐的貨車，卻要走三個多小時，如果是客車，得行駛四個小時以上。
    那時六安到合肥沒有高速路，也沒有柏油路，更不是雙行道，是彎彎曲曲連正規的公路都算不上的狹窄土路。
    車內，我們第二批奔赴大壙圩農場的三十多名男多女少的年輕人，擁擠在一起，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麵忍受著顛簸之苦，一麵忐忑不安地各想心思。
    雖然此去算是有了飯碗，但我們依然忐忑不安。
    因為三月份我們六安第一批到大壙圩農場的人，已經有人寫信回家，將那裏生活艱苦，環境惡劣的情況告知了家人。一傳十，十傳百，所以大家都知道，到那個大壙圩農場去上班，其實就是幹繁重的農活。
    大壙圩農場來招工的場部幹事肖國甫，將高郵湖畔的大壙圩農場，描繪成一個理想的花花世界，說那裏是“清早起來去撒網，晚上回來魚滿倉”，是“洪湖水，浪打浪”。說那裏是“遍地野鴨和蓮藕，秋收滿畈稻穀香”。
    但任他口吐蓮花，嘴唇磨破，也隻在六安、舒城、霍山和金寨這四個縣，招到我們這一車人三十來人。
    一車年輕人背鄉離井，自然是各有各的難處，歸根到底，是不去大壙圩農場在家就沒法活、沒飯吃。所以我謊報我是十八歲和初中畢業，也無人查證審核，被輕易通過。
    我們這批人，最大的三十歲，最小的是我和我的另一個小學同學。裏麵有幾個高中畢業生，大部分都是初中畢業，其中兩個小學畢業生，我是其一。
    車行了半個多小時，有個高中畢業的霍山知青打破沉默，建議大家一起唱歌。此議立刻得到響應，於是他起頭唱起《青年友誼圓舞曲》。
    大家激情澎拜，一起唱起來：“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廣闊的大路上塵土揚。穿森林過海洋來自各方，千萬個青年人歡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來，讓我們唱一支友誼之歌……”
    接著，大家又是“讚歌”，又是“馬兒你慢些走”，又是“敖包相會”地唱起來了。那是當年的流行歌曲，年輕人樂此不疲，一首歌接一首歌忘情地唱。
    歌曲很有感染力，隻是已經過了合肥，快一點鍾了，我們還沒吃飯。
    我饑餓難耐，開始大煞風景地使敲起車頭。
    車沒停，帶隊的肖國甫在駕駛室大聲問：“什麼事？”
    我大聲說：“餓了，什麼時候吃飯啊？”
    肖國甫說：“快了。”
    我這一喊餓不要緊，就像饑餓也能傳染似的，車內立即沒人唱歌了，個個喊餓。
    好歹到了定遠縣，帶隊的肖國甫安排我們匆匆在路邊一家簡易的食堂吃了頓飯，讓大家上廁所方便一下，馬上又催我們上車趕路。
    途徑滁縣、來安、四十裏長山，來到天長縣時，天已經黑透。記不清在什麼地方湊湊乎乎吃的晚飯，我們被告知，晚上不走了，今天到不了目的地，必須在天長縣過夜。
    原為場裏會為我們安排一個旅社住一晚，結果帶隊的肖國甫要我們都在車上坐著過夜。
    一縷陰影籠罩在我的心頭，我知道，前路十艱難。
    胡亂睡了一覺，第二天上午，汽車將我們送到離天長縣近三十多裏路的楊村鎮。
    我們下了車，將行李也搬下車，都以為到了地點。
    可前來接我們的一個趕著毛驢車的老頭對我們，到後家湖還要走二、三十裏小路。驢車小，不能拉人，也不能多放行李，上麵隻能放女生的行李。
    無奈，我們都背上行李，開始步行趕路。
    路上，背著行李走路，開始還好，但漸漸體力不支，我們開始放慢速度。
    一個女生後來實在走不動了，她停下來蹲在路邊，哭起來。
    一個二十多歲的高中生安慰她幾句，幫她拿著一個小包，她才止住哭泣。
    這個高中生叫胡一衡，是從金寨來的。
    他實際是霍邱人，是在金寨跟他姐姐上的高中。因為在車上他喜歡和人抬杠，我們叫他老杠子。而我小學四、五、六年級也是在金寨由二姐供我上學。共同的經曆，使我和老杠子有了同命相憐的感覺。
    一車來的還有一個叫趙曉俠的六安高中生，人極聰明、義氣。雖是男的，後來卻得個外號叫趙婊子。也不知道他這外號從何而來。他和我表哥是同學，住的也很近，我和趙婊子很快有了他鄉遇故知的親近感。
    走了四、五個小時，中飯也沒吃上，眼看已經下午，我們都已經筋疲力盡，這才來到後家湖。
    後家湖並沒有湖，在一望無邊的農田中，有一片整齊的樹林。走進樹林，才能看見有長長的三排木柱支撐、泥巴麻秸牆麵、歪歪倒倒的茅草頂房屋。
    這種形似工棚的房屋，就是我們的集體宿舍。
    食堂在中間一排房屋的中間一棟，門前有一口帶轆轆的大水井。最前麵一排房屋旁有一個稻場，停著一部拉著圓盤耙的東方紅拖拉機。
    我很快發現，這裏沒有球場，沒有電燈，也沒有歡迎我們的標語。
    整個環境和氣氛，給人很破舊、很寒酸、很冷漠的感覺。
    我被安排在二班，班裏有八個男生，四個女生。我住在一個兩間無隔牆的男寢室裏。裏麵住的是比我們先來的壽縣知青，連我八個人。
    我在附近找到幾根竹竿，拴好蚊帳。等鋪好床鋪，食堂已經敲鍾開晚飯了。
    這口“鍾”掛在食堂的廊簷下，是一個廢棄的拖拉機犁鏵。但人們敲它時發出的音響，卻和寺廟裏銅鍾的聲音一樣，悠遠而悅耳。
    飯菜按班領取，回到大寢室再分到各人碗裏。
    班長告訴我，每天的飯菜，由輪流值班的人去食堂領取。半木桶米飯、一臉盆鹽多油少的老白菜。飯的數量絕對不夠吃，菜的味道絕對不好吃。值班的人給每人分飯、菜，不許吃飯的人自己動手。
    後來我才知道，值班領飯分飯的人，有刮飯桶和刮菜盆的特權。
    雖然是特權，因為是輪流坐莊，誰也沒意見。
    粘在飯桶桶壁上的飯粒，看似不多，但刮刮也有小半碗。若是稀飯，會刮出一大碗來。因此，大家都想值班分飯。有時，值班人為討好女生，免不了會多分給給女生一點，於是立刻就會有人抗議，時而會發生口舌。
    吃完飯，團支部準備了一個歡迎我們一行的晚會。都是業餘水平的朗誦詩、快板之類的應景玩意，一點也引不起我的興趣。
    但其中一個女生獨唱“太陽一出照四方”，唱得很好。她的嗓子清純高亢，演唱技巧也很好。為她伴奏那個拉二胡的壽縣知青叫田本陽，琴拉的相當專業，行雲流水，如泣如訴。二人一拉一唱，珠聯璧合，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這個荒涼的地方，一縷清音，盡管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依然能將我帶入藝術的境界。我不由想到，假如我不來這裏，此刻應該正站在六安京劇團的舞台旁邊看戲。
    我是一個小戲迷，七八歲起，晚上經常扒在京劇團舞台台口邊看戲。雖然我家很窮，但住家緊挨著京劇團，京劇團裏的人都認識我，溜進劇場看戲，不用花錢買票。
    當時，六安京劇團叫新新大戲院，我們六安人都叫京劇團為大戲園子。
    京劇團有個少年班，少年班的小演員中，有好幾個是我的發小和鄰居。
    二零零六年，我的長篇曆史小說《平陽奇冤》出版後，六安京劇團著名裘派花臉演員、老友徐雲舟置酒為我相慶，席間還有廬劇團導演劉佳芝，大家談笑風生。我曾即興哼出一支自度散曲：曾一起撒尿和泥，曾一起餓癟肚皮。你八、九歲唱戲，我七、八歲看戲。三花老旦，黑頭青衣。“哐采哐”、懲強除霸，揚善貶惡，小天地、其樂無比。人生如戲，世事如戲，到老咱倆也不懂戲！往事悠忽半世紀，離別重逢人老去，兩瓶迎駕酒，一盤花生米。談笑間壯心虎氣。說什麼文章千古？說什麼直書胸臆？君錯也，隻不過是筆墨情結，隻不過是習文學藝。哈哈，仍舊是“東子”“淘氣”。
    曲中“東子”是我，“淘氣”是徐雲舟的小名。
    當晚歡迎晚會結束後，我回到寢室，準備洗洗睡覺。
    我拿起臉盆徑直來到食堂旁邊的開水房，打算打點熱水。走去一看，開水房的門已經關閉。
    室友告訴我，開水隻在中飯時供應一個小時，晚飯時供應一個半小時，其他時間沒開水和熱水。
    沒辦法，我隻好在井裏打了一盆冷水，悵悵而歸。
    此刻，寢室的煤油燈亦被人有意吹滅。
    我笑笑，不管別人是玩笑、惡作劇還是故意刁難我，我都懶得計較。我也未再點燈，湊乎摸黑洗臉洗腳。
    腳下的搪瓷臉盆是我母親新給我買的，我已經觀察過了，人人都隻有一個瓷盆，都是先洗臉，再洗腳。入鄉隨俗，我照此辦理。
    連續兩天坐車、走路，這天夜裏我睡得很美，還做了個夢。
    我夢見發工資了，我領到了三十多元錢！我打算先郵寄十元錢回家，讓母親驚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