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難忘的日子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剛剛十五歲出頭的我，和三十多名男女年輕人一起，背鄉離井，從皖西六安來到皖東天長。在天長縣楊村鎮一個叫後家湖的地方，開始了我漫長的知青生活。
    這個日子很好記，因為兩年後的五月七日，毛澤東有個著名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
    毛澤東說的話、寫的文章、詩詞、批示、信件，當時叫最高指示。
    在這個最高指示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同時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如果說評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序曲的話，五七指示就是“文革”的衝鋒號。
    五七指示在“文革”中是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各廠礦工作的指導方針。為落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全國各地，到處都有“五七幹校”。
    說來好笑，按說能進“五七幹校”的人，應該是最革命的那種人才對，奇怪的是，凡是到“五七幹校”“學習”的人，都是“有問題”的人。
    我們看看楊絳先生著名的散文集《幹校六記》，就能感覺到“五七幹校”到底是個什麼玩意了。
    在文革中，“五七指示”還成為中國教育的辦學方針，造成了教育製度和教學秩序的長期混亂局麵。
    時光如逝水，回首一瞥，今已悠悠五十年矣。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走革命的道路，當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標題是《評知識青年董加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想和行動》，緊接著《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相繼報道宣傳董加耕回鄉務農的事跡，強調“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澤東時代知識青年所應該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有最廣闊前途的革命行動。”
    城市知識青年，包括社會失業青年下放農村和支邊去新疆建設兵團，並非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實際上從一九六二年就已經開始。再早點，從一九五八年知識青年支邊、支內，就已經開始。
    當時，知識青年下農村的代表人物，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人。
    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知青和社會青年，都要“上山下鄉”去農村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權者將知青下放這一政策和規模，發展到極致。而且幾乎都是強迫執行，隻有極少數城市青年可以幸免下放去農村的厄運。
    我在一九六四年初，參加了一次六安東大街街道舉辦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動員大會。
    時至今日，記憶猶新。
    當時，街道幹部在動員大會上大體是這樣說的：“現在，我們國家很困難，大家剛剛能吃上飯，這是幸事。目前，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解決人的吃飯問題，別的事情都不重要。我實話告訴你們，我們六安，三至五年內，一切廠礦單位都不招工。你們這些青年人，大學你們考不上，當兵你們大部分人不是政審過不了關，就是身體不夠條件。你們以後指望什麼吃飯？你們要是不去新疆，不去農場，那你們將來就沒飯吃，就是死路一條。”
    這與報紙上的言論大不相同，但很實在。
    事實上也是如此，人要活，就要吃飯，就要選擇一條活路。親眼目睹過前幾年大量餓死人慘象的我，深知吃不上飯的可怕。
    我必須找個飯碗，以維持我的生命。
    那首幾代人喜愛的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裏，有句唱詞是“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生活”，我聽著就覺得很可笑。我都活不下去了，還幸福？從記事起，家裏的日子過得就苦不堪言，誰也沒有給我安排過幸福的生活。
    去新疆建設兵團我年齡不夠，於是我隱瞞年齡，謊報是十八歲，終於能去了農場。
    除此，我別無選擇。
    沒料到的是，這一走就是十幾年。
    安徽天長縣的後家湖農場，原來是縣辦農場，後合並到隸屬於安徽省農墾廳轄下的國營大壙圩農場。
    後家湖是分場。
    後家湖遠離場部大壙圩，第二年春，我們這些在後家湖的知青，大部分人被調入大壙圩圩內總場的王台孜生產隊，即二隊。一九六九年大壙圩農場成立革命委員會後不久，又改建成安徽省建設兵團二師九團。王台孜生產隊就改稱二連，但我很快又被團部調到三連。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我才調回故鄉六安地區下麵的金寨縣。當時，因國營農、林、牧、漁四場的工人調動，必須對口安排工作，因此，我又被分配到大別山深處，在燕子河區漁潭人民公社附近，國營天堂寨林場鮑家窩分場工作。
    我在天長縣大壙圩農場生活了十二年，後又在大別山的深山林場工作了三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春，被調到文化部門工作，始脫離繁重的體力勞動。
    我父親譜名以昇，是舊時代藥店裏的藥劑師兼醫生，舊時叫郎中，在我們家鄉通稱先生。
    聽母親和街坊老人說，我父親為人耿直豪爽，嫉惡如仇，愛打抱不平。他抽煙喝酒，喜歡下棋。因樂善好施，窮苦人找他看病、他給人開藥方不收錢，甚至別人向他求要一點草藥，他也不收費。於是人們送他一個外號叫“正求”，意為求得正確，沒有求錯人的意思。因我家姓甄，故父親又有“真正求”的雅號。
    我對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因為在一九五四年，我七歲那年，父親病故。
    我家的經濟境況本來就不富裕，這樣一來，雪上加霜，日子更顯困難窘迫。
    我姐弟四人，弟弟小我四歲，大姐大我十五歲，早已經成家，二姐大我五歲，我，我弟弟，自幼就全賴母親給人當保姆、做針線活維持生計，日子苦不堪言。
    當時缺衣少食，可我的飯量卻奇大，記憶中從未吃過飽飯。
    母親的勞動收入，無法養活三個人的生活，何況我和我弟弟還要花錢上學念書，於是在金寨縣參加工作不久的二姐，就叫我來到她身邊生活，將我安排在縣城梅山第二小學念書。
    我在一九六三年初小學畢業後，回到故鄉六安，尚未成人便放棄讀書，在社會上打短工、砍柴禾，以補貼家中生活。這自然不是長久之計。獨立生活，自己養活自己，是我最大的意願。
    一九六四年恰逢大壙圩農場第二次來六安招工，於是我毫不猶豫地隱瞞年齡前往報名，並被通過。報名的第二天我們就接到通知，三天後就要離家。
    我將事情告訴母親，母親愣了半天，方說：“去吧，我給你準備行李。記住，你在外麵不要闖禍。”
    我問：“可是，別人要是打我，我怎麼辦？不還手隨便讓別人打嗎？”
    母親嗔怪說：“在家不打人，出外無人打。平白無故，別人怎麼可能打你？”
    我覺得也是。
    當晚，弟弟已經入睡，五十多歲母親還在煤油燈下，帶著老花鏡為我趕製衣衫。望著麵前母親堅毅而淒苦的麵容，此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詩句突然湧上心頭。
    我心裏一熱，眼淚差點落下。
    但我忍住了。
    並不是男兒有淚不輕彈，我知道，我要是表現出軟弱、傷懷，會讓親更加傷心與不安。甚至，她會當機立斷阻止我的這次離家遠行。
    第二天一早，即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清晨，我母親送我來到集合的地點小東門。一輛帶棚大貨車停在眼前，四周都是其他同行的知青和他們前來送行的親友。
    這一車三十多青年男女，來自六安、霍山、金寨和舒城。
    我大表姐聞訊，匆匆趕來。她含淚給了我五元錢和一條新毛巾，埋怨我母親心太狠。她對我母親說：“大姑，我大姐要是知道這事，她一定要和你吵架。”
    母親笑笑，說：“吵就吵，小鳥不飛，翅膀就不會硬。”
    我二姐當時師專畢業後分配在金寨縣黃梅劇團當文化教員，後調在新華書店工作，她不知道這件事。但同在六安的大姐要是知道我要到千裏之外的農場工作，她決計不會讓我遠離家門。因此，這件事情必須瞞著一向疼愛我的大姐才能成行。
    一床薄被，一頂蚊帳，還有我二姐給我的兩本字典，幾疊稿紙，一捆書籍，懷裏藏著我母親給我的五元錢和大表姐給我的五元錢，還有我自己積攢的兩元錢，一共十二元錢，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與好奇，帶著一種隱隱對人生冒險的不安，我離開了故鄉六安，離開了我貧寒而溫暖的家，離開了我的母親、姐弟和其他親人，離開了和我要好的小夥伴們，開始了我人生獨立的生活。
    此一去，我不知何年何月再得以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