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布羅·婉容，字慕鴻，號植蓮。原籍黑龍江省訥河市龍河鄉滿乃屯，達斡爾族，後編入滿族正白旗。高祖郭布羅·阿爾景，是鹹豐年間的副都統，並封為武顯將軍、建威將軍。
    1922年，已滿17歲的婉容因其不僅容貌端莊秀美、清新脫俗，且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而在貴族中聞名遐邇。同年，被選入宮，成為清朝史上最後一位皇後。然而婉容的當選並不是因為她的美麗與多才，而是因為皇帝溥儀隨手在她的照片上畫了一個圈，同時也就圈定了婉容淒苦的一生。與婉容同時入選的還有另外一個少女－文繡，但是由於文繡家族勢力沒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繡退而居其次，成為皇妃。然而現在看來，婉容的幸運當選卻正是她不幸命運的開始。
    住在紫禁城的那段日子裏，由於母儀天下的榮耀和新婚燕爾的歡愉，婉容過得還算愜意，她的柔情與活潑也給溥儀帶來了很多快樂，而她的飽學多識，更是使溥儀視之為知己。但是婉容也有著大多數女人都有的小心眼和嫉妒心，所以文繡的存在，使得她和溥儀還是存在著一些不和諧音。
    1924年底溥儀被趕出了紫禁城，皇帝的尊號也成為了中國的曆史。他帶著婉容、文繡住進了天津靜園。隨著時間的推移，溥儀性格上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終更是導致了文繡提出離婚。可是溥儀卻把這場給他帶來奇恥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過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1931年11月，溥儀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策劃和誘騙下，獨自一人秘密離津，逃往東北。兩個月以後，婉容在日本人的誘騙下，由天津轉道大連再轉至旅順與溥儀團聚。在長春，溥儀成為了偽滿洲執政府的傀儡，他更是對婉容置若罔聞，不聞不問。同時婉容的行動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嚴密監視和限製，這一切使婉容的身體和精神處於崩潰的邊緣。於是婉容越來越放縱自己，她狂躁易怒，她嗜毒成癮、她甚至與溥儀身邊的侍衛私通，總之，婉容竭盡所能地做出所有可以激怒溥儀的事情。終於，她開始了長達10年的冷宮生活，這段日子使她從一個嬌美恬靜的美人變成了一個形如槁木的瘋子。
    她瘋了。她不可能不瘋。
    在天津，為了能獲專寵，她擠逼比她還弱小的文繡，終於讓文繡與溥儀離婚。她以為這樣文繡就不會幸福了，豈不知不幸的恰恰是她自己，溥儀因此而更加冷落了她。在東北，她的災難是雙重的，她不僅受溥儀的冷落，還受日本人的冷落。那麼隆重的“滿洲國皇帝”登基大典，卻沒有“皇後”的一席之地，所有的人眼中都沒有婉容。她和溥儀一樣被監視，被那些隨處可見的日本女人，也被愛新覺羅家的女人。這座緝熙樓，從她走進的那一刻起，實際上就成了她的囚室，她的地獄。
    在原國民黨第一任外交部長顧維鈞回憶錄裏有這樣一段記載：
    “我們在大連停留了一夜，發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個隨從人員過去在北京當過警察，是我的四個衛士之一。由於1925年的炸彈事件，他留了下來給我保鏢。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認識很多人。當我在大連一家旅館裏吃午飯時，他進來說，一個從長春來的滿洲國內力府的代表要見我，有機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猶豫，因為他說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隨從說，他在北京認識這個人，可否見見他。他告訴我，此人化裝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許他當過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門廊裏，我們停在轉角處。此人告訴我，他是皇後（長春宣統皇帝的妻子）派來的。他說因為知道我去滿洲，她要我幫助她從長春逃走；他說她覺得生活很悲慘，因為她在宮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圍（那裏沒有中國侍女）。她在那裏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幫他逃走。我為這故事所感動。但是我告訴他，我的處境不能替她做什麼事，因為我在滿洲是中國顧問的身份，沒有任何有效方法來幫助她。雖然如此，我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幹了些什麼，這個故事可以證實日本的意圖。”自這件事以後，婉容並沒有氣餒和放棄再次逃跑的機會。1933年的8、9月期間，當時偽滿立法院趙欣伯的妻子準備赴日，婉容便托她幫忙東渡。婉容認為，隻要她能逃走，就一定會幫助溥儀逃走，可此事萬沒想到，被當時正在日本的三格格發現，她寫信告知溥儀，結果逃跑又成為泡影。從此，婉容再也沒有找到逃脫的機會，生不如死的她，便選擇了自我毀滅。
    1946年春節前夕，解放軍派了一輛汽車收容他們。於是由嚴桐江帶領，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上了汽車。婉容連件棉衣也沒有，凍個半死。汽車到通化後，婉容一行暫住市公安局宿舍中。
    1946年4月，解放軍準備進駐長春，收容婉容等同行。4月14日，長春解放。婉容一行住進解放軍招待所，原“厚德福”飯店。這時，李玉琴，嚴桐江、徐恩允等僅剩的幾個人都允許回家了。唯獨婉容有家難回，她在長春的胞兄潤良閉戶關門，不肯收留病弱的胞妹。溥傑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無處去。不久，因國民黨要奪長春，解放軍將婉容幾人從長春運到吉林市，關進公安局拘留所。沒過多少日子，國民黨飛機轟炸吉林。解放軍將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車，在敦化監獄幾天後，於5月末到了延吉。關進了民主政府主管的延吉法院監獄。
    1945年末，延吉就回到人民手中，雖然很亂，但民主政府基本能控製局麵。民主政府和解放軍將婉容關進監獄，既不是因為她是皇後，也不因為她是政治犯，而是她無家可歸，放不掉，不得不在極度困難的戰爭條件下帶她到處轉移。延吉監獄很大，一棟房子約有40個監獄。哪一間都滿員。解放軍將她們送進女監，混凝土造的倉庫。婉容的住處是一張二層床，她被放在下床。她有時從床上滾落到水泥地上，一動不動，門口的飯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在多年的壓抑和鴉片的麻醉中已精神錯亂，神誌不清，形容枯槁，憔悴不堪。6月初，傳說國民黨要向延吉打來，解放軍決定經圖門向牡丹江轉移一批犯人。解放軍為婉容準備了馬車，到小倉庫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難以承受旅途顛簸，在路上容易折磨死，所以，臨時改變了主意，將她留下由獄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與婉容分離，愛新覺羅的家族中隻剩下婉容留在延吉。
    1946年6月20日上午5時許，郭布羅。婉容淒涼地在延吉市與世長辭，時年40歲。
    婉容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而這個悲劇又是無法避免的，是萬惡的封建王朝和日本侵略者將她推向了曆史的深淵，她是曆史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