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燎原》，故事裏的地下黨員對工人們說，工人很了不起，工人兩個字合起來是個天字，那時我覺得工人真偉大，能撐得起天。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確撐得起天，隻要我們睜開眼睛，目光所及，從衣食住行，到天上飛的、地上跑的，幾乎樣樣都離不開工人的勞動，離開了他們，我們就沒法生存，他們確實很偉大。但是在《燎原》的故事發生的時代，中國的產業工人隻有200萬，占4億人口的0。5%。我們一直說中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這種說法很值得懷疑，隻有200萬人的一個弱小階級，即使統統拉上戰場，也抵不上為中國革命所犧牲的人數的一半。這樣弱小的一個階級，是不可能領導什麼像樣的革命的。那時候中國的天不是由工人階級撐著，而是農民兄弟，農民占人口的99%。如果硬說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那麼封建這一半就占了90%以上。實際上中國革命不僅不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甚至連他們在這場革命中的作用都微乎其微。縱觀中國革命史，工人階級起過什麼重要作用？實在找不出幾件像樣的事例來。比較有影響的事件是北伐的時候在上海舉行過三次武裝起義，迎接北伐軍進了上海。後來就沒有提得起來的事情了。中國革命的領導人裏隻出過一位工人出身的領袖向仲發，後來還叛變了。所以，確切地說，工人階級從來不是什麼領導階級，他們一直是被人領導的。自古以來就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隻要工人階級還是勞力者，他們就永遠當不了領導階級。
    如果要玩拚字遊戲，我認為工人兩個字合起來不應該是“天”字，而應當是“夫”字。夫是什麼？《辭海》對夫字的解釋是：從事體力勞動或被役使的人。這個解釋應該說比較靠譜。馬克思對工人的定義是：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這和《辭海》對“夫”字的解釋是一致的。但這個定義隻能用在1949年之前，因為解放後工人階級當家做了主人。不過這個主人隻是一個被供起來的偶像，是虛擬的主人，人人都知道，主人一直是被仆人們領導的，所以他們仍然不是領導階級。毛澤東晚年確實想讓工人階級來領導，並且親自到工人當中去選拔接班人，結果選來的那個接班人後來的表現居然和向仲發差不多，真給工人階級丟臉。盡管如此，這個階級還是大紅大紫了一段時間。確切地說，紅了紫了的是工人階級這四個字，而不是工人。工人是什麼？他們就像工蟻、工蜂一樣，每天從早到晚，辛勤地勞動著，建設著，創造著，奉獻著，在史書上找不到他們的名字，過去還能在勞動模範的光榮榜上看到他們的名字，但是現在他們連勞動模範都當不上了，勞模榜上名列前茅的大都是歌星、影星和發了財的巨商富賈，不知道他們從事了哪些勞動，居然也當上了勞模。至於工人，人們唯一能看到的隻有那曾經被鍍過金的四個大字——工人階級。
    不管工人階級是否做過領導階級，解放後工人階級的地位確實大大提高了，他們的生活安定了下來，不再受人歧視、打罵、剝削，比起大多數農民兄弟，他們的生活要好得多，有公費醫療、有退休金，生活是有保障的，在社會上是受人尊重的勞動者。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工人階級的地位又開始一天天地下降，勞動光榮不再是社會尊重和提倡的主流觀念，勞動者也不再是社會尊重的群體。他們再次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
    工人階級雖然始終沒有成為領導階級，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偉大。雖說工人階級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紅了，但是這幾個字也不是誰都能當得起的。如今全國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進了城，就像當年因失去生產資料而進城的第一代中國工人一樣，正在構成工人階級的主體。但是在概念上，人們還不承認他們是工人階級，對這個群體，人們有一個帶有某種貶義的稱呼——農民工。其實當初的工人階級不也是農民工嗎？中國工人階級的曆史不過才幾代人，往根上追溯，他們都是來自農民，都是農民工。在今天的工人階級概念中，似乎隻有那些國營大企業的工人可以算得上是工人階級，其餘的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外企以及國企雇用的臨時工、合同工似乎都不具有工人階級的資格，不知人們為什麼不承認他們是工人階級，如果承認了他們，主人是不是就太多了？仆人們的負擔是不是太重了？但是，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他們正在像馬克思說的那樣，逐步斬斷了和土地的聯係，失去了生產資料，陸續走進了工人階級的隊伍，成為新一代無產者，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老一代的工人，也就是已經被人們承認為工人階級的那些工人，他們已經退休的退休，下崗的下崗，所剩人數不多了。真正的工人階級主體，確確實實就是這些農民工。如果把他們也算上，如今工人階級的陣容是大大地壯大了，比起上個世紀初那200萬來，不知壯大了多少倍。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工人的人數很快就將超過農民，成為中國人口最多的一個階級。不知是為什麼，當初隻有200萬人的隊伍，居然被人們捧上了天，而當這支隊伍真正成為社會主體的時候，人們卻對他們視而不見了，仿佛這個有幾億人之多的龐大階級，對我們這個社會是無足輕重的。占據曆史舞台中心的始終是各種家、各種星，包括我們這個社會剛剛創造出來的一批富豪星，而工人階級此刻正在台下觀看演出。
    工人曾經為我們這個社會創造了和正在創造著巨大的物質財富，也在推進著社會的進步與文明。他們在默默地為社會奉獻著，可是社會回饋給了他們什麼？改革開放，農民兄弟受益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知識分子翻身了，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都得到了徹底的改變。有趣的是，自從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就大大地彰顯了出來，而整個工人階級則退隱到後麵去了，成了這一部分的背景，而這個背景並不重要，是可有可無的，重要的是那一部分；還有一部分人利用改革開放的機會發了橫財。可是工人階級得到了什麼？與工人階級相關的幾個主要詞彙是下崗，再就業，拖欠工資，買斷，還有比這幾個詞使用頻率更高的詞彙嗎？沒有！一些上市公司的經理年薪已經拿到了幾千萬，而一個普通工人買斷一輩子工齡的錢不過兩三萬，連他們的一頓飯錢都不夠，他們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差別真有這麼大嗎？我們並不反對為社會做出了突出貢獻的精英拿幾百萬幾千萬，而是要問一問，真正的精英是否拿到了？而拿到的人是否真的為社會創造了那麼多財富？
    已經功成名就進入社會上層的知識分子，他們走出農家院，走出那些幹打壘的低矮的工人住宅以後，就忘了自己的父老鄉親和兄弟姐妹，隻要一有機會，就要替富人們說話，反複論證他們的財產收入的合理合法性。但是，無論他們怎樣粉飾，也掩蓋不了這樣的事實：那些暴富起來的人群，財產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靠榨取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血汗，一是靠瓜分國有資產，而那些被瓜分的國有資產，也同樣是靠勞動者的血汗積累起來的。
    有一種中產階級理論，說二十年後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將達到40%，不知有何依據？他們大概是想告訴工人階級，你們還有富起來的機會。可是我們每天看到的卻是扛著行李源源不斷地湧進城市的農民工，和那些住在城市邊緣角落裏，吃不飽肚子、租不起房而手裏卻攥著一大把文憑的各種學曆的畢業生，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因為找不到工作也正在淪落為工人階級，根據公開的資料統計，目前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已經達到了上千萬，而中產階級在哪裏？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工人階級還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階級，對這樣一個已經有幾億人口的階級，我們再也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了。解決好他們的問題，是曆史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重大課題，也是我們無法逃避的責任。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改革開放是否能取得最後的成功。寫完《工人》之後，我曾與一位在國家高級研究機構任職的資深經濟學家探討過這個問題。不幸被我言中，目前的確存在著敢不敢承認幾億農民工的工人身份和城市身份的問題。不承認他們，我們可以兩頭逃避責任，在農村，他們已經離開了，各級政府省了很多事，可以不去管他們；在城市，他們不是合法居民，他們的醫療、就業、住房、子女教育等等一係列問題都可以置之不理，誰讓你自己跑到城裏來的？但是，曆史的責任是逃脫不掉的，最初的農民工可能會像小說中的那些人物一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奔波，但是他們一旦割斷了與土地的聯係，就再也回不去了。既然他們已經回不去了，不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就會形成巨大的隱患，這個隱患不解決，遲早會釀成大的禍患。這是從消極的方麵看問題，從積極的方麵看，這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幾億農民工城市化的問題如果解決得好，會成為巨大的經濟增長點，這些農民工，整日在外打工，不敢吃不敢喝，把錢攢著寄回家去，留著娶媳婦、蓋房、養老。掙了錢不花，存在銀行裏，對社會生產的發展意味著什麼，在經濟學上有一大套理論解釋，簡單說，就是消費促進生產，沒有消費，生產也就停滯了。這些錢存在銀行裏對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同樣是巨大的隱患！我們不能光靠股市給閑錢找出路，股市畢竟是虛擬經濟，對實際的經濟發展起不到任何促進作用，反而會帶來許多副作用，如果說它有什麼積極作用，那就是滿足了一部分人的投機心裏，對穩定經濟和社會起著一個穩定器的作用。我們應當把這些資金引導到健康消費的渠道上來。
    我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工人，我們兄弟姐妹六人無一例外地全都當過工人。一提起工人二字，我就會想起埋葬在黃高原上的父母親，想起我那已經下崗十多年的姐姐、弟弟和妹夫，想起父輩的叔叔大爺們那一張張憨厚樸實的麵孔，想起我的那些和我弟弟妹妹同樣命運的中小學同學。他們為我們這個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也在推進著社會的進步與文明，他們那種吃苦耐勞、團結協作的精神，那種大公無私、甘當建設者的大氣，不僅是工人階級的本質特征，也構成了新中國民族精神的主體格調。這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是建國以後我們反反複複宣傳和提倡的價值觀，丟掉了這些，我們還有什麼？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又在另一種意義上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以自己下崗承擔了改革開放的沉重代價。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改革所取得的這些成績，沒有他們，就沒有共和國的今天，我們不能忘記他們！他們雖然隻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勞動者，但是也有自己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有著精彩輝煌的人生和傳奇般的經曆。他們的命運可悲可歎，可歌可泣。想起他們，我就會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不安，總覺得欠了他們什麼，所以我要寫這部小說，為他們立傳。
    我寫他們，不僅是要反映他們的生活，也包含著對他們的命運的思考，這就是我寫《工人》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