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講一講我自己在寫作過程當中和這個未知結構之間的一個體會。大家知道我這個人是比較多元的人，我曾經講過這句話，我說：我把我已經想明白的問題交給課堂，因為我是個教授；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問題交給我的學術，因為我還寫很多學術著作；我把我永遠想不明白的問題交給我的散文，我有這個分工。我把已經想明白的問題交給課堂，課堂上你對學生主要還是講你想明白的問題，這和我們今天的演講還不太一樣，我要告訴他們已經有結論的問題。
    我們在座的大概也有很多是教師，想明白交給課堂。有可能想明白，但是現在還沒有想明白，那我交給學術。學術，大家知道這個論據最後還有一段還叫結論，我通過我的努力以後，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不一定正確，大家可以爭論，這是學術。對於有些想不明白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它很重要，又覺得這些問題帶動了我的感情，我還是想不明白，感情帶進去了，我交給散文，我覺得隻有這樣的角落，才可能把散文寫好，就是和藝術創作有關了。所以我的散文當中有一些散文不好看的原因，就是這個問題我其實已經想明白了，那這下散文就不好看了，有一點想不明白的東西，又牽動感情，這個散文就比較的好一點。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寫第一篇散文的時候的感覺，我原來搞學術，出了好多學術著作，什麼時候觸動我寫第一篇散文呢？大家看我的《文化苦旅》就知道，第一篇就是叫《道士塔》。就是敦煌，大家想想看，那麼多敦煌的文物，被斯坦因他們都拿走了，出現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出現在法國的巴黎，甚至出現在東京的博物館裏。敦煌很多很多的東西都沒有了，很多東西都沒有了。
    站在那兒，當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我作為一個中國的年輕的學者，我覺得非常困惑，或者說非常兩難。因為兩個東西都在那兒，因為我知道我們國家兵荒馬亂，如果他們不帶走的話，這些東西可能也沒有了，因為這些敦煌壁畫的洞窟裏邊，可能看到了很多燒了煙，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兒，在裏邊亂寫。如果這個東西沒有拿走可能也沒了，因為兵荒馬亂，他們好多敦煌的經卷，敦煌的洞，發現以後那些經卷運到北京來，路上這個拿一把，那個拿一把，席子裹著。損失都很大，這個我們知道可能也就沒了。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館，當時得到保存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好不容易發現了一百年前，發現了這些東西，都拿走了，拿走了我們祖先了給我們的東西，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裏呢？就是我們在敦煌發現的同時，我們又發現了甲骨文，甲骨文並沒有讓外國人來研究，就靠我們的學者憑著甲骨文我們研究出了一個很清楚的商代。也就是說中國人還是有研究水平的。我們還有能力保存它的，但是兵荒馬亂太嚴重，在那麼遙遠的敦煌，保存可能又很小，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裏麵困惑了，大家理解我這個困惑嗎？我不知道該不該拿走，我是個世界公民，我不認為當一個強盜，我如果他是帝國主義強盜，我這篇就寫不好了，因為這很簡單，帝國主義強盜拿走了我們的文物，我們一定要把它拿回來，這個文章就寫不好了，因為我這裏麵有未知結構，沒有兩難結構了，大家理解我這個意思吧，沒有兩難。如果說我另外一個結論，應該拿走，這個財富是全人類的財富，拿走做全人類的保存多好，我這篇文章也寫不好了，因為我心裏沒有兩難，拿走就好了。現在好多青年學者說應該拿走，但是我的心中不是這樣，我既不認為他們簡單是強盜，他們也是學者，他們不是強盜，但是我同時又不認為他們應該拿走，當我兩難的時候，我當時突然出現一個圖像，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話，我如果知道這個事情的話，我在沙漠上會攔住他們的車隊，我會和他們辯論，這是我們祖先的遺產，你們如果好是心的話，有沒有可能幫幫忙運到北京，我們那兒有好多學者，和他們辯論。
    但是當時也有好多東西運過來了，路上丟失那麼多，北京也沒有很好的保存機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又矛盾，如果真把這個車攔下來了，他真交給我了，這是當時幻想了，我把它拉到哪裏去？我拉不到哪裏去，我不知道把他們放在哪裏，攔下來的車隊我讓他放在沙漠裏，我一個人隻能蹲在沙漠裏，大哭一場。我產生這個感覺的時候，我覺得一篇好的散文出來了，因為兩難出現了，大家理解我這個寫出的感覺嗎？我覺得我隻能在沙漠裏大哭一場的時候，我覺得是一篇散文，我散文寫作的開端，就是這樣來的，而不是一般的寫作。所以我一看到中學生的好多寫作簡單就是這樣，他們是帝國主義強盜，中國水深火熱，他們還趁火打劫，這個不是一篇好散文，文章也可以，不是一篇好散文，倒過來應該拿走，人類共同財富，我們為什麼要保存它？好，這也可以，但是不算一篇好文章，因為它不牽動人的感情，它沒法出現兩難所造成的一種均勢，就是均勢。現在世界越來越開放了，覺得我們現在能夠把巴黎和倫敦保存的敦煌的文物。我們都拍過來，我們的學者研究得很好，心理很平衡了吧，是心理可能平衡一點，因為我們可以讀解它，也可以擁有它。
    但是我這次到了希臘以後，心理又不平衡了，希臘的文化部長他給英國首相布萊爾寫的一封公開信，應該是這麼說，他們的教授委員會寫給英國首相布萊爾的一封信裏引了他們已故的一個文化部長的一段話，這段話，而且它們的邏輯講得很嚴，就是說你那兒保存是可以的，但問題是這個文物的名稱叫巴特農文物，就像我們這個文物叫敦煌文物一樣，巴特農在希臘不在倫敦，任何文物隻有在它一個環境當中，它才有活力，它在前後左右的對比當中，才有它的位置。那我馬上想到敦煌，你們保存的不錯，它的這個文物的名稱叫敦煌文物，敦煌不在你們這兒，敦煌現在活生生還在中國，它隻有放在那兒，在前後左右的對比關係中，它才有生命力。我被希臘的人說服了，而且他們說你們可以看不起我們希臘人，但是它是人民的遺產，你們一定要讓它回到自己原生地，你才可能是最好的保存方法。這種話讓我當時看了以後眼淚汪汪，我覺得我們中國的敦煌也是一樣，就是這樣的感覺，又產生了一種非常大的情感衝撞，因為好多年輕的學者跟我講的時候，他們覺得他們是西方立場，但是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希臘人都沒有這麼看。所以在我看起來又對我的心頭有一種衝撞，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散文情緒還是保持了。我想大家能夠理解我這個意思了，就是散文情緒能夠保持，而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
    我想很多問題的時候，都有這麼一種感覺，很多問題的時候都有這種感覺，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我對科舉製度就有一種感覺，我的散文裏頭寫的最長的就是《十萬進士》。對中國科舉製度，有的時候叫做又愛又恨，說不明白你的去向在何處，就是精神去向非常矛盾，恨的地方，這顯而易見。我們讀過魯迅的《孔乙己》，我們讀過《儒林外史》裏邊的《範進中舉》，我們又看過比如秦香蓮，好多人為了考狀元人格完全變了，變成了無用的廢物。有的時候變得非常奇怪的結構，可以不要妻子，或者可以失去了很正常的思維方式。科舉製度造成了人格災難，我小的時候讀這些作品，語文老師教我們的時候，我們對科舉製度應該說是很仇恨的。但隨著我們的年齡增長，情況發生了變化，我特別對歐洲文明了解以後，我突然發現，歐洲的學者對我們中國古代的文官選拔製度評價極高，我仔細一想，我們中華文明的延續的過程當中，科舉製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簡單講兩句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中國的文明為什麼沒有破敗的重要原因。它一直保持著社會的有序，而有序的原因就是它建立了一個理論結構，就是隻要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男子，不管你的出生，不管你的地方，通過文化考試就能成為各級管理人員，這個製度居然實行了一千三百年，而考試的內容又不是抽象的學曆，是儒家學說，而儒家學說確實是治國平天下的學說，也就是說，你學了儒家學說做一些管理是可以的，不是說不可以的，是可以的。
    因為儒家學說主要內容就是治國平天下的，而儒家學說又恰恰是中華文明的主幹，所以好多生命為了追求自己的飛黃騰達，他用自己的生命把儒家學說延續下來了，中華文明的不斷絕和這個有關，而中華社會沒有變成徹底無序的災難地，和我們這塊土地沒有長久的失序有關，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一個文化官員管著，管的人，他的管理的資格隻有一條，文化，而不是其他。這個蠻厲害，所以我對科舉製度又有好感，有了好感以後，但在人格意義上又想，一千三百年，中國男子千軍萬馬隻有這條生路，沒有其他生路，那麼多人擠在那兒，人格災難又造成太多太多。譬如既想做官，又想做學問，這個就是科舉製度留下來的，你到底要做官還是到底要做學問？對於做官的來說他是搞學問的，對於搞學問的人來說，他目的是為了做官，這個到現在還有遺留，這是人格災難了。還有為了自己的飛黃騰達，可以不管家裏人的感情，不管什麼背景，這是人格災難。還有在飛黃騰達以前是卑躬屈膝，一旦飛黃騰達之後頤指氣使，這都是一千三百年造成的一種延續的人格災難，不僅僅是孔乙己，不僅僅是範進，一般的文人都有了。我又有點恨了，但是看看文明的延續，看看中國一千三百年沒有失去，這種困惑當中，就使《十萬進士》這篇文章不是學術論文而是散文，因為盡管它很長，我的心態一直處於兩難當中，而兩難是不適合寫學術論文的，學術論文需要有結論的，而我沒法有結論，我的結論就是說，我隻能想起曹操與楊修這個戲的最後，在一片大雪當中，一個老年的更夫在敲：招賢了，招賢了，一批批人格結構，有才華的人也死亡了，但是像曆史老人一樣不斷地需要召集人來管這個國家，但是滿天大雪，而他的頭發，他的胡子也像雪一樣都白了。就這麼一個圖像出現在眼前，是這篇文章的終結，而不是學術結論，這就是散文。這樣的圖像表明我心中的未知結構很強盛，而不是非常簡單的說，應該怎麼樣，。所以在這個地方我表達出學術和文學表述的一個差別，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我自己的體會當中，就是如果你要寫大的東西的時候，要表述出那種你無法找到結論，但是又牽動你的感情的那個部位，不僅牽動你的感情，你根據你的體驗，你覺得也能牽動廣大讀者的感情。但是簡單的結論是沒有的，每一次思考都會深化一步，不斷地深化下去，永遠是逼近真理而不能窮盡真理，不能抵達你最後的目標，隻能逐步逼近，這有可能是人文學科當中很多的共同特點。而文藝更需要如此。否則你無疑沒有可能，也沒有路，讓觀眾進入到你的氣場裏邊，一起投入帶著感情的苦惱的思索，帶著感情的苦惱的思索，就很難達到。
    我講一講我自己在學習寫作過程當中體會，大體說明今天的未知結構或者說兩難結構的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呢，我需要說明的是在藝術創作學當中，是一個比較深一點的話題，我真是不需要所有的學生寫作作文都這樣，完全沒有這個必要。我前麵講到這是比較難的，但是作為藝術創造學不研究這個好像是不太行，我覺得我們的文化界就是對於創作規律研究得太少，我看到很多批評的人，完全做一些人格攻擊，不是做這種真正創作學的研究，這就不對了，真正的理論家就應該做一些創作學的研究，這方麵研究少了以後直接影響我們國家的創作水平和審美水平，這是很遺憾的。所以我隻是提供這麼一種思考的方式，來說明在這個問題上曾經有人們做過這種探索，有人們經過這種實踐，在學術問題上，在這個問題上，肯定有很多朋友有不同的意見，有具體不同意見，這是可以的，這種不同意見就叫做學術意見的分歧了，有人說不，這個雙重結構好像三層，有人說不，這個雙層結構很可能是平鋪的，這就叫學術爭論。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太少看到類似於這樣的學術爭論，講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講述這個時候，同時也表達出我的一個心意，希望我們在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領域更多的回到文學本位和藝術本位，而不要離開這個，對於你一個不認識的人猜測他的人品，猜測他的戀愛，把這些東西叫做文學評論，那就搞錯了。
    問：餘老師您好，我想問您就是現在社會上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叫“秋雨現象”，就是有很多人可以說是在模仿您寫一種遊記性的散文，我個人比較喜歡您散文的那種風格，所以我也看過您的很多的書，但是我總覺得有些人在模仿您，我不知道您自己有許多看過像他們這種所謂“秋雨現象”下所出現的散文，我想問問您自己對這種現象有什麼感受？
    答：謝謝，我這個散文沒看到過，但我聽說過沒看到過，我想散文的領域或者文學創作領域，都是非常自由的，特別是年紀輕的人寫的時候，比如他喜歡看這樣人的文章，然後寫的時候不小心的就是有點跟他風格靠近，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以前寫文章的時候也是一會兒靠近這個，一會兒靠近那個，特別喜歡他的時候就像他，那經常有的。對這種現象，我覺得不必要過多指責，學習過程當中總是這樣，我倒不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模仿，隻是有人告訴我，但是在旅行寫作這一點上我需要說明一下，我的目的大家已經看清楚了，並不在於一個個景點，肯定不在於一個個景點，譬如看到我的書，去看一個個景點的話，好像對我的意圖有一點搞錯了。我當時寫《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的時候，我比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腳去踩一踩廢墟，在廢墟當中感受中華文化還能給我什麼感覺，大家想想這是經過一場浩劫以後的，當時我年紀還並不大，重新想回歸我們祖先的漢唐文明的時候，這種情懷，漢唐文明留下過是浩劫之後的廢墟，站在廢墟上一點點去尋找，在這個過程當中再找回自己，就這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具有一種時代性的一種悲劇感和認同感的，尋找自己的感覺，不是一般的瀟灑去玩，不完全是這樣的，然後我這次去世界各地，連續走了那麼多的路，那真是這樣，我要尋找外麵所有其他文明的衰亡和興盛的過程當中，來對比中華文明到底怎麼回事？而這個過程過去中國學者一直沒做過，做的話也是看資料，而沒有親身走過，特別是從埃及文明到希伯來文明，巴比倫文明，兩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文化學者這麼走一遍來看看，和他們同時代興盛過的中華文明怎麼回事？沒走過，我這個是憑心而論是冒著生命危險了，大家都理解了，因為我們走過的很多地區是塔利班控製的地區，而且我們沒有任何保護，沒有任何保護的設備，就這樣天天走，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著，我的妻子是在家裏抱著電視機，每天抱著電視機，除了睡覺以外就抱著電視機，希望丈夫能回來。但是我這麼走一圈，當時的任務是真想看看走完，我寫過一句唱詞：祖先托我來拜訪，就是在李白、杜甫的時代，在蘇東坡的時代，你們曾經也興盛過，但是你們已經消亡了，我想來看看，是祖先托我們來拜訪你，你們曾經和我的祖先同時活過，但是你們現在怎麼了，那麼這是作為，不是托我了，是托當代的中國人，當代的中國人需要這麼走一走，這是我和鳳凰衛視的一次合作了。需要這麼走一走，走一走以後我有了一些報告，我告訴大家以中國人的眼光看，哪裏是不行了，哪裏是可以，我比較早向我的讀者報告，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交界處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一切都迫在眉睫，對這樣的結論，至少日本人和韓國人非常重視，說亞洲人發現了亞洲的危機了，他們很快就翻譯了。我給他們回答，我說不在於我的高明，隻要有人去走一定能發現，但遺憾的是這一路上我很少看到歐洲人和美國人，歐洲人他們馬可·波羅時代的這種考察的雄風已經沒有了，現在我們中國人冒著生命危險去考察，而且從文化意義上考察，我們感到驕傲，我們感到某種驕傲。
    我是這麼走的，所以這樣我回答這個小同學的問題了，就是如果僅僅從文風上來寫一些景點，來寫一些感受，那好像和我的文化行為的目的不太一樣，我的文化行為方式比較大，我那些文章都是在吉普車的車輪上，用半小時寫出來，或者在非常危險的炮口底下的小旅館的台階上，趴在地上寫出來的，而且不允許你改一個字的機會，這樣不斷要發回來，世界各華人報紙當天就要收到，第二天就要刊載的，這種寫作方式我是覺得挺壯觀的寫作方式，壯觀不是指我一個人，是中國人居然這麼做了，所以一般意義上的譬如去到了景點寫寫模仿，好像和我的不太一樣，但是我也承認，他們寫的也是很好的文章，我的追求是另外一種追求，我說到這兒，其實已經說明了一點，我的目的完全不在於散文本身，不在於散文文體本身，是不是學者散文，是不是美文，對我來說是太次要、太次要了，我在那兒寫每一篇文章的時候，有兩點肯定的，我完全沒有時間來謙辭造句，第二我完全沒有帶任何學術著作，我怎麼會知道塔利班的學術著作哪裏有，我說根本沒有。我即使懂英文，我也沒有這樣的英文著作，我一個人帶著那些，我們的一些夥伴們，一起走的時候，所以既不是學者散文，也不是美文，就是寫文章。但是以後是不是要寫不一定，但是我的文化使命，我們受了那麼多的苦，不是我們個人的苦，中華文明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走了幾千年走到今天，抬頭一看我們居然活著，我們也有很多毛病，但是居然我們能夠活下來了。我們總覺得我們的前輩其實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在何處，需要後代去尋找，尋找了結果以後，哪一些在二十世紀可以重新複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一起做這個事，謝謝。
    巴老一百高壽了，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的《家》《春》《秋》三部作品用一種非常隆重的方式，用很好的電視劇把它推出，中央電視台也參與。他們希望我做總顧問和總編劇，我很投入正在做這件事情。但是寫的人不是全部都是我，有好多年輕人，創作就是這樣，不是說每個字都是你寫出來的，你要談構思。他們首先有許許多多的創作材料，然後你得構思不是談理論，一定要講具體的問題，那麼這樣的話，我現在這次看到有兩個很好的年輕的編劇，他們的表現能力確實很好，所以合作得非常愉快，我們現在《家》《春》《秋》，《家》已經討論完了，接下來就會有《春》《秋》，我認為文化的任務比較多，任務都是我自己選的，所以以後有可能更投入。
    我以前在創作領域裏邊，除了我寫散文之外，我就給我的妻子寫了兩個戲，大家知道《紅樓夢》和《秋千架》，就是這樣，以後可能還會有一些這樣的創作。但是電影現在可能還不太行，因為這個完全和現在的接受程度有關，現在接受可能有問題，而且我現在這方麵也都需要學習，我有的東西是感覺到了，但是真的要寫得非常好的話，因為藝術創作絕對是需要認真的磨練和學習的過程，我想已經寫了那麼多，其實每次寫的時候還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困惑，所以在這方麵如果要投入的話，我還要很好的學習，真的很好得學習，要看人家的作品，認真的學習。這次在做《家》《春》《秋》的總顧問的時候，其實我還是認真地看了好多世界的名劇，如何來增加我們的藝術感覺的那種容量。我們生活當中，理論思維多了，理性判斷多了，缺少了這種好多藝術衝動，所以很想開辟這個領域，我自己很想開辟這個領域。但是我確實已經年紀也不小了，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在座的對創作有興趣的朋友，你們有沒有可能有的人下決心不要去寫那種你們並不了解的那些評論，而認認真真地去做一個創作人員。而且以高坐標作為自己標準的創作人員，多看世界名劇，多看世界名著，多看中國曆史上最好的作品，然後你的一生就是主要是以創作作為主要的，我也看到很多年輕的朋友在現場，你們對文學作品有興趣，我真是希望你們做這麼一件事，在文學領域裏邊其實創作是最重要的，評論是追隨性的，我們現在評論太多，創作人員實在太少，好作品的創作人員太少，多麼呼喚，我因為在學校裏做那麼多年教授，就是一定要呼喚更多的創作人員，這樣我們評論也可以帶起來，沒有好作品，評論也沒有多少事情可做，耍嘴皮子，耍來耍去，但它不好看，你看報紙上這個文章也不好看，所以努力地擴大創作隊伍，擴大高層次的創作隊伍。這是我的想法，我本來也有可能做這樣的事情，但是我們這一輩子浪費的時間太多了，所以我現在隻能經常寫點散文了，那個時間要比去寫那種長篇的東西所謂省力一點，所以隻能寄希望於廣大年輕人了，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