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的選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在引進西方製度的同時，中國自然也引進了選舉製度。比較而言，同屬西方政治影響的東西，政權下移最合中國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徹底，文官政治次之，人們也能認可。議會政治就比較麻煩，無論如何都搞不好，不是變成議會專製，就是廢掉議會。顯然，議會政治難以落地，最關鍵的原因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在中國難以落實。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倫理本位和集體本位的國度，其文化的基因裏，就沒有選舉這回事。對於過去的中國人而言，所謂的選舉，就是選官，就是科舉考試，根本就沒有投票的概念。相對於民主政治，傳統中國社會倒是有協商這個概念，但協商中每個人的發言權是不一樣的，集體本位的社會離不開權威，因此即便是協商，也是依據每個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發言權，地位低的人意見要想被采納，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當然，沒有概念的事務，不見得就完全沒有辦法引進。但是問題是，西方製度被引進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工具來使用的，人們無非是借助這個看起來很美的工具，實現富國強兵的夙願。這裏，民主沒有文化的內涵，更沒有價值的意義。在這種前提下，選舉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往往呈現出很有意思的麵相。
    凡是選舉，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層社會打交道。中國自辛亥革命實現政體變革之後，北洋時期搞過兩次國會選舉，民元國會和安福國會，某些地方軍閥，也推行過聯省自治，搞過地方議會的選舉。國民黨則搞過行憲國大選舉，而中共也推行過農村的基層選舉（不是指現在的村民自治）。這些選舉，無論動員力度大小，百姓參與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為了完成上層政治某項任務的工具，老百姓不僅難以借此實現民主政治的啟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謂集體本位，意思就是一個群體中一般成員的意見，是通過這個群體的精英來表達的，而倫理本位則表示，所謂的精英隻能是群體倫理關係中的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國會選舉中，雖然中國人還沒有學會買票賄選，但一人一票的選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個選區的投票，差不多都是體現本區域精英的意誌，所謂選舉，不過是工作人員抱著票匭四鄉走一圈，然後按照選民冊代填選票而已。候選人不知道用政見討好選民，主導選舉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選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選人，因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懂得選舉與自己社區日後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他們隻是推出他們認為合適的人而已。民元國會選舉，國民黨之所以大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地方精英看來，國會是革命之後的新鮮事，而新鮮事就得跟革命沾邊的人來辦，因此，跟革命有關的國民黨就占了便宜。顯然，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有深厚的群眾基礎。
    然而，當選舉接著進行下去之後，買票賄選的本事，中國人也學會了。這麼一來，選舉在底層社會，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選票需要買了，買的時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買，隻要買通一個地方精英，那麼這個精英能控製的地方的選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為也分成兩類，一類借選舉為自己牟利，買票的錢都落入自己的口袋，隻要他能壓得住茬，一般也不會出現亂子；一類比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會把選舉當成為自己群體謀福利的一次機會。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開會議決，本族的選票一定要賣給出錢最多的候選人，而賣票所得，一律作為宗族的公產，用於宗族公益。當然，如果有政權的幹預（一般都是掌權的軍閥），價錢上可以優惠，但必須用其他條件作為交換。這就是為什麼在安福國會的選舉中，原本覺得自己在人望上占優勢的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係，會大敗給倉促組建的安福俱樂部，隻得了區區二十幾個席位，因為安福俱樂部背後有軍閥政權的支持，在政權和金錢兩種資源上，研究係都沒有優勢。
    軍閥政權利用選舉組織國會，為自己的政權提供合法性，但底層社會卻把選舉變成一次相當純粹的市場交易。事實證明，雙方在當時的條件下，都達到了理性選擇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國民黨行憲國大的選舉，跟此前的選舉有所不同。由於國民黨政權有點全能主義的味道，因此動員能力和社會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權要強很多。其黨、政、軍、警、特在地方上，還是很有力量的，政權對社會的滲透也遠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麵，畢竟經過了現代政治幾十年的洗禮，二戰勝利，民主國家的聲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識水準比較高的居民，民主意識有所覺醒，人們初步意識到了選舉與自己生活的關係，隻是這類人實在太少，對選舉大局構不成很大的影響。同時，我們看到，由於戰爭的破壞，原有的鄉村精英控製能力有所減弱，從前選舉的買票方式，往往會出現問題。
    因此，此次國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更多地表現為國民黨國家機器在地方高度動員的局麵。盡管在選舉之初，國民黨為了防止代表變成國民黨員的清一色，曾經力圖通過地方協商，盡量保證某些無黨派人士，尤其是青年黨和民社黨等附和他們的“民主黨派”成員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先就把這個比例通告給這些小黨。然而政權機器一開動，地方上擔心的卻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夠，難免動員過度，最後使得小黨和無黨派人士紛紛落馬，國民黨中央又不得不出來糾正，結果原來當選的人又不幹，演成很多選舉糾紛。
    這種政權體係動員下的選舉已經演變成完全意義上的政權工具，參與選舉的底層民眾，既不可能得到選舉自己的代表的好處，也得不到賣票的利益。選舉，隻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離很遠。
    在曆史上中共進行的最認真的選舉實踐，是在抗戰時期推行的基層選舉。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由於選舉的實行，為中共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很多國統區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國朋友，凡是到過根據地的，都盛讚根據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國民黨治下的國統區，反而背道而馳，不僅沒有選舉，而且一度提倡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製主義政策，跟根據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顯然，在抗戰時期中共推行的選舉，從選村長到選邊區參議員，都是相當認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後操控的痕跡。由於中共對於底層社會超強的動員能力，因此根據地每年進行的“大選”（這是當時根據地的通行叫法），底層民眾的參與度，絕非此前任何一種選舉所能比擬。也可以說，這種選舉，基本上實現了底層民眾真正有熱情的參與。很明顯，不能把根據地的選舉，簡單地視為做給外麵人看的政治秀，選舉，對於中共而言，有著切實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據地的選舉，是從拔除國民黨基層政權入手的。中共的敵後根據地，本是利用日本軍隊入侵，國民黨軍隊後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雖然軍隊的撤退，很多國民黨縣以上的政權隨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區，國民黨的基層政權卻還存在。如果用武力驅趕這些基層政權的人員，雖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卻未免有些理虧，或者說，不符合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於是中共想到了選舉。
    自從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來，留在鄉村的地方精英實際上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越來越踴躍地進入縣以下的基層政權中，另一部分則跟從前一樣，待在政權之外。一般來說，樂於進入政權的精英，往往屬於劣質化的那部分，隨著軍閥割據的政局演變，劣質化的精英還有武化的趨向。這部分精英的種種作為，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鄉紳的行為模式，用杜讚奇的話來說，就是以掠奪型經紀取代了保護型經紀。這種比喻雖然可以商榷，但劣質化的精英憑借政權之便，行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實上，他們的行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傳統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隻要組織選舉，原來國民黨基層政權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這部分政權精英，也因此創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傳統精英合作的基礎。最關鍵的是，這種打著地方自治、民主選舉的“改朝換代”，國民黨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無法明確反對。
    盡管基層換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滿意的人，但是從這以後，根據地的選舉卻一直堅持了下來，除了遭遇日軍的掃蕩，幾乎每年一次。應該說，這種基層選舉，中共組織得非常認真，其針對大部分不識字的選民創造出來的“豆選法”簡單有效，廣為推行。在選舉技術上，雖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後來的舉手表決，還是不錯的，算得上是無記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麵，至少被選舉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誰沒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選舉實施過程中，中共黨組織一般都不公開出麵，即使組織，也是在幕後進行。最有意思的是，他們並不強求自己屬意的人選一定要當選，隻要被選上的人他們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來講，在農村環境裏推行選舉之初，那些傳統的精英，被選入參議會，參加基層政權是比較容易的，因為農民是個需要精英代表的群體，現存的精英，隻要道德上說得過去，農民習慣讓他們來出頭露麵。但是奇怪的是，選舉推行幾年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老的精英當選出現了麻煩，基層政權開始向清一色中共黨員方向發展。以至於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規定“開明士紳”名額的方式，即所謂“三三製”，來保證傳統精英的份額。與某些人認為“三三製”是為了保證中共地位的看法不同，實際上，在當時的情形下，傳統精英在政權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製度保障，也就是說，實際統治鄉村社會上千年的傳統精英，即使在從清末到北洋再到國民黨政權推行政權下移的過程中，都沒有喪失地位，在中共的基層選舉過程中，居然被成功地邊緣化了。
    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變化，基於幾千年傳統和文化的鄉村權力結構，用這種方式顛覆，顯然比用簡單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了抗戰勝利，中共實行土地改革之時，隻有在新解放區，鄉村精英才有可能組織一些反抗，而老根據地，精英們則隻能束手待斃。在多年的選舉中，農民最明白的隻有一點，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權、傳統權威，都可以用手裏那粒用來當選票的豆子來推翻，他們也就真的給推翻了。顯然，這推翻和顛覆的，不僅僅是些精英，而且還有精英背後的傳統權力結構，以及文化的結構。但是，推翻之後，並沒有人給他們一個新的東西。對於民主政治，他們隻是學會了投票，或者說習慣了投票，但卻沒有起碼的權利意識、人權觀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權利，這種選舉，沒有民主的文化，也沒有民主的價值觀。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為了發動群眾，往往采取放任農民隨意行動的做法，在這“群眾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氛圍中，許多地方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對於那些大家一時對是否處死有爭議的人，人們會采取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還是豆選，往碗裏投豆來選擇，一個生碗，一個死碗，哪個碗裏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標簽來行事。如果死碗裏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無疑。
    當選舉僅僅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時，這種選舉如果僅僅是裝裝樣子，跟底層社會具體的人關係不大，不會對底層產生多大影響，如果這種選舉真的在深度動員下進行，推行得越久，底層政治就越是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