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遷長安三姓奴弑董
    遠在伊水山穀中的魏新雨，是通過斥候的密報，一點點拚湊出洛陽的慘狀的。
    每一條消息都像一把刀——董卓焚城、百姓西遷、皇帝被劫、關東聯軍逡巡不前……
    冬青念密報的時候，聲音在發抖。魏延的臉色也越來越沉。
    隻有，從頭到尾沒有說一句話。
    等冬青念完，她才開口：“文長，如果有一天，我們有了足夠的兵力，你敢不敢去打董卓？”
    魏延愣了一下，然後說：“敢。”
    “好。”說，“那我們就先練到那一天。”
    她轉身走進石屋，在燭光下展開地圖。洛陽已經完了，但她知道，這隻是一個開始。
    卻說，關東聯軍雖逡巡不前，但其龐大的聲勢與對洛陽形成的包圍態勢，仍讓董卓感到了切實的威脅。他深知涼州軍雖悍勇，但兵力分散，且久居洛陽這“染缸”，軍紀愈發渙散，劫掠成性，戰力已有下滑。更讓他不安的是，聯軍掐斷了關東糧草輸入洛陽的通道，洛陽存糧日蹙，民心盡失，已成孤島危城。
    “洛陽四麵受敵，又無險可守。關東鼠輩雖怯戰，然其勢眾，久圍之下，必生變故。”董卓對心腹李儒道，“不如遷都長安。長安有崤函之固，接近涼州根本，易守難攻。且將洛陽焚毀，留給關東群鼠一片白地，看他們爭什麼！”
    於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悍然下令，強迫漢獻帝及公卿百官西遷長安。此令一下，洛陽數百萬軍民頓時陷入空前浩劫。
    董卓首先縱火焚燒洛陽城。他令呂布率領騎兵，手持火把，分頭點燃宮廟、官府、倉庫、民宅。一時間，洛陽內外火光衝天，濃煙蔽日，烈焰持續數月不熄。自周成王營建洛邑，曆經東漢近二百年經營的煌煌帝都，方圓二百裏內，宮室廟宇、衙署府庫、民居市肆，盡成焦土。“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繁華蕩然無存，隻餘殘垣斷壁，鴉雀盤旋。
    緊接著，是強迫遷徙的慘劇。董卓派兵驅趕洛陽及周邊數百萬百姓西行，聲稱“留者即為通敵，格殺勿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震野，被刀槍逼迫著踏上漫漫西遷路。倉促之間，糧食衣物極度匱乏。董卓軍隻顧押送，哪管百姓死活？
    途中缺糧，樹皮草根掘盡，餓殍遍野，屍體枕藉於道，烏鴉野狗爭食，臭氣熏天。更可怕的是，去歲洛陽慘遭兵禍，屍骸未及妥善處理，加之人口密集遷徙，衛生條件極端惡化，瘟疫（很可能是斑疹傷寒或霍亂）在遷徙隊伍中瘋狂蔓延。患病者高燒腹瀉，虛弱無力，仍被驅趕前行，倒斃途中者不計其數。
    押送的涼州兵非但不加救護，反而趁機搶奪百姓僅存的財物，**婦女，虐殺取樂。一路之上，真正是“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人間地獄，莫過於此。
    史載，此次遷都，洛陽百姓“盡徙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二百裏內無複孑遺”。
    曹操在汴水慘敗後，退回酸棗，見聯軍依舊逡巡，憤懣不已。他料定董卓遷都倉促，必有可乘之機，不顧新敗，再次收集殘部，彙合衛茲等人資助的兵馬，毅然獨自西進，試圖追擊董卓後衛，救回部分百姓或截獲物資。
    然而，在滎陽附近，再次遭遇徐榮部阻擊，兵力懸殊，苦戰不支，大將衛茲戰死，曹操亦幾乎喪命，隻得含恨退回己吾，招募兵馬，另圖發展。他對關東諸侯徹底失望，深知欲成大事，需有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根基。
    聯軍中並非全無血勇之輩。長沙太守孫堅，自南陽北上，初戰在梁縣東遭徐榮、呂布聯軍襲擊，大敗，幾乎僅以身免。但他收合散卒，退守陽人（今河南汝州），重整旗鼓。董卓派胡軫、呂布來攻，胡呂二人不和，孫堅趁機夜襲，大破董卓軍，陣斬其都督華雄（《三國演義》中關羽溫酒斬華雄乃藝術加工）。此役振奮了聯軍士氣。
    孫堅乘勝進逼洛陽，董卓親自率軍來戰，兩軍於皇陵區附近交鋒。孫堅指揮若定，身先士卒，再次擊退董卓。董卓見孫堅銳不可當，加之遷都已畢，洛陽已是一片廢墟，遂留呂布斷後，自己攜天子百官退守函穀關，重心移往長安。
    孫堅得以率先進入殘破的洛陽城，撲滅餘火，祭掃宗廟。偶然間，其部卒在城南甄官井中打撈出一具投井宮女屍體，於其懷中得一朱紅小匣，內藏傳國玉璽（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孫堅知此物關係重大，秘而不宣，後由其長子孫策繼承，成為孫氏日後稱雄江東的一個象征性資本。
    卻說董卓退入長安，自恃關隘險固，愈發驕奢淫逸，暴虐無道。他在長安城東修築“萬歲塢”（又稱郿塢），牆高厚皆七丈，內儲三十年糧，珍藏金玉彩帛、少女美妾無數，自稱“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他殘殺大臣，虐害百姓，視人命如草芥。朝廷稍有異議者，動輒族誅。又毀壞五銖錢，更鑄小錢，致使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長安內外，人人自危，怨氣衝天。
    董卓自知作惡太多，仇家遍天下，疑心極重。他出入皆有呂布率甲士護衛，甚至在郿塢內室午睡時，也要呂布持戟立於寢閣門外，方覺安心。
    董卓身旁有一貼身侍婢，年方二八，容貌姣好，名喚綺月（史無貂蟬其人，實為虛構代稱）。董卓甚為寵愛。呂布因時常守衛在側，與綺月相見日多。呂布英俊勇武，綺月年輕貌美，一個厭惡董卓老醜殘暴，一個傾慕英雄少年，日久生情，眉目傳情，漸有私會。
    常言道：色膽包天。二人情熱腦暈時，竟在董卓寢閣附近的廊廡花園中，趁董卓小憩，偷偷相會，雖未敢越軌，但舉止親昵，已非尋常。
    他們卻不知，董卓生性多疑，在其午睡的臥榻之側，特意安置了一麵巨大的青銅鏡，角度恰好能將門口及部分廊下的情景映入其中。董卓每次假寐，實則常眯眼窺視鏡中動靜。
    一日午後，董卓飲宴微醺，由綺月攙扶至花園涼亭歇息，不久鼾聲微起。呂布巡哨至此，見四下似乎無人，綺月獨坐亭中，忍不住近前低語。綺月見是他，又是歡喜又是害怕，以目示意董卓在側。呂布仗著酒意與武藝，竟大膽捏了捏綺月的手，綺月羞怯抽回，二人眼神糾纏，一時忘了身處何地。
    恰在此時，“熟睡”的董卓通過銅鏡餘光，將亭中二人舉動看了個真切！一股混合著被背叛的暴怒與占有欲受挫的嫉火，轟然衝上頭頂！他猛地翻身坐起，雙目赤紅，順手抄起倚在亭柱邊的短戟（一說為手戟），看也不看，朝著呂布方向奮力擲去，口中怒罵：“逆子！安敢如此！”
    呂布正自心神蕩漾，忽聞惡風不善，眼角瞥見寒光襲來，大驚失色，疾步閃避。那短戟擦著他耳畔飛過，“奪”地一聲深深釘入身後樹幹，戟杆兀自顫動不已。呂布魂飛魄散，哪敢停留，扭頭便跑，瞬間消失在園門之外。
    自此，父子嫌隙深種。呂布又恨又怕，董卓亦不再完全信任呂布，雖仍用其勇，但護衛之事，漸多交由其他心腹。
    司徒王允，字子師，太原祁縣人，乃朝廷老臣，官居三公。自董卓入長安，他表麵恭順，曲意逢迎，實則痛恨董卓暴行，暗結誌士，圖謀除賊。他敏銳地察覺到了董卓與呂布之間的裂痕。
    王允遂設家宴，單獨邀請呂布。席間摒退左右，王允親自把盞，言辭懇切：“奉先天下英雄，勇武冠世，何必久居人下，受此醃臢之氣？董卓暴虐，天人共憤，其所依仗者，唯將軍虎威而已。然其待將軍如何？動輒叱罵，擲戟相向，視如犬馬！且將軍與董卓，本無骨肉之親，今權勢熏天之時，尚且如此；若一朝勢衰，將軍必為其所賣，以求自保！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呂布忽覺冰雪灌頂！眼色驚疑，微微點頭。又聽王司徒仍在繼續：“天下忠義之士，皆翹首以望將軍。若能除此國賊，將軍便是匡扶社稷第一功臣，名垂竹帛，萬世流芳，豈不美哉？”
    呂布本是無謀寡斷、見利忘義之徒，心中早存對董卓的怨恨與對綺月的迷戀，更畏懼日後被董卓所害。聽王允一番“大義”與“私利”交織的勸說，血脈賁張，當即拍案而起：“司徒公所言極是！非呂布不念父子之情，實乃老賊無道，逼人太甚！布願為天下除害！”二人遂密謀定計。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辛巳日，漢獻帝大病初愈，大會群臣於未央殿。董卓乘“青蓋金華車”入朝，沿途“步騎夾道，屯衛周匝”。呂布率親信騎都尉李肅、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扮衛士，守候在北掖門內。待董卓車駕至，李肅率先持戟刺向董卓，董卓內穿軟甲，戟刺不入，驚惶大呼：“呂布何在？！”
    呂布應聲而出，厲聲道：“有詔討賊臣董卓！”話音未落，手中畫戟已挾風雷之勢，刺入董卓咽喉！董卓肥胖身軀轟然倒地，鮮血噴濺！
    呂布隨即取出詔書（王允預先以獻帝名義擬好），宣示眾人：“詔討卓耳，餘皆不問！”董卓部屬一時驚散。長安士民聞董卓死，歌舞於道，市酒肉相慶。
    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
    然二人皆非宰輔之才。王允勝利後剛愎自用，對董卓舊部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請求赦免的提議斷然拒絕，逼其“盡殺涼州人”，致使四人恐慌，聚眾反叛。
    呂布有勇無謀，部下多並州舊人，與王允及朝中公卿難以協調。加之長安經董卓之亂，府庫空虛，禁軍孱弱，根本無力平定涼州軍餘孽。
    李傕、郭汜等人聽從謀士賈詡“收兵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的建議，糾集十萬涼州亂兵，反攻長安。呂布出戰不利，城門守軍中有蜀兵內應，偷開城門，亂軍湧入。
    呂布僅率數百騎倉皇出逃，投奔袁術。王允不肯逃走，與宗族數十人被李傕等殺害於宣平門樓下。
    漢獻帝再次落入軍閥之手，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共執朝政，卻各懷異心，互相攻殺，關中淪為煉獄，百姓死亡流散，更甚於董卓之時。
    而關東諸侯，早在董卓西遷後便已離心離德，各自忙於擴張地盤，無人真心西顧長安：
    袁紹正與公孫瓚激戰於界橋、龍湊，爭奪河北霸權，對朝廷使者虛與委蛇。
    袁術割據南陽，後得傳國玉璽（孫策以玉璽為質向其借兵），野心膨脹，最終僭號稱帝。
    曹操采納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之策，但此時正忙於征討徐州陶謙、兗州黃巾，鞏固根本，暫無力西進。
    涼州軍閥馬騰、韓遂曾應朝中士大夫密召，試圖進攻長安，被李傕、郭汜聯軍擊敗，退回涼州。
    劉備此時輾轉依附公孫瓚、陶謙、呂布等人，漂泊不定，尚未形成獨立勢力。
    孫堅已於初平二年（191年）進攻荊州劉表時，中伏身亡，其子孫策正屈身於袁術麾下，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董卓伏誅，非但未帶來安定，反而因王允處置失當，引發了更劇烈的混亂。朝廷權威徹底崩解，皇帝淪為軍閥掌中玩物。自此，神州大地正式進入豪強並起、割據混戰的“諸侯時代”。
    直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漢獻帝於洛陽殘破之中，遷都許昌，方才拉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序幕，而真正的統一之路，仍漫長而血腥。洛陽的焦土與長安的亂局，成為這個時代最殘酷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