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後麵看著他。看著這個在命運麵前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爬起來的男人。
    那一刻，我知道，他真的活過來了。
    不是那種苟延殘喘的活，而是有了念想的活。
    第三天，我們要走了。
    陳漾把那間屋子又檢查了一遍。窗戶關嚴了，門閂插好了。他甚至還把院子裏那條被踩出來的小路，用掃帚掃了一遍。
    “明年，我還會來。”他對著那扇門說。
    然後，他轉身，頭也不回地走了。
    回程的火車上，陳漾睡著了。
    他靠在我肩膀上，睡得很沉。呼吸均勻，不再像以前那樣急促、破碎。
    陽光透過車窗，灑在他臉上。那張臉依然消瘦，但有了血色。眼睫毛很長，在眼瞼下投下一小片陰影。
    我看著他，心裏那塊最硬的地方，忽然軟了一下。
    我想起在黑河邊，他硬邦邦的胳膊；想起在礦洞裏，他絕望的眼神；想起在醫院裏，他插滿管子的樣子。
    一切都像一場夢。
    一場漫長、痛苦、酸澀的夢。
    但現在，夢醒了。
    他醒了。我也醒了。
    回到學校，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軌。
    我繼續上課，寫論文。陳漾繼續吃藥，定期複查。
    他沒再提回鹹水鎮的事。也沒再提那個煤場。
    他在一個小餐館找了份洗碗的工作。每天下午四點幹到淩晨兩點。很累，但管飯，還有一千五百塊錢的工資。
    他把錢分成三份。一份寄給李娟，一份存起來，一份留著吃飯。
    他依然很省。一件衣服穿到破洞，也不舍得買新的。但每次複查，他從不缺席。藥也按時吃，一粒不落。
    有一次，我去他打工的地方看他。
    那是家蒼蠅館子，後廚油膩膩的，地麵濕滑。他穿著一件白色的圍裙，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的那截手腕上，那道疤依然刺眼。
    他在洗碗。一摞一摞的盤子，油膩，厚重。他洗得很認真，每一個盤子都擦得鋥亮。
    看見我，他愣了一下，隨即摘下膠皮手套，在圍裙上擦了擦手。
    “你怎麼來了？”
    “路過，進來看看。”我說，“吃飯沒？”
    “沒呢。等會兒老板管飯。”
    他領著我，在後院的一個小板凳上坐下。
    “這兒能抽煙嗎？”我問。
    “能。老板不管。”
    我們抽著煙。後院很窄，堆滿了雜物。但天很藍，陽光很好。
    “那個老板，”陳漾忽然說，“人不錯。上次我咳嗽，他還給我泡了杯胖大海。”
    我看著他。看著他平靜地敘述著這些瑣碎的日常。
    “那就好。”我說。
    “嗯。”他點點頭，又去洗碗了。
    我看著他忙碌的背影。那個曾經寧願死在風裏也不肯彎下脊梁的男人，現在彎著腰，在油膩的池子裏，認真地洗著一隻隻盤子。
    沒有屈辱，沒有不甘。
    隻有一種踏踏實實的活著。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活著，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理想，也不是為了什麼驚天動地的複仇。
    活著，就是為了這些瑣碎的、平凡的、甚至有些庸俗的日常。
    為了一頓熱飯，為了一杯熱水，為了能在陽光下，安穩地洗完一摞盤子。
    那天晚上，我請他吃飯。
    在學校門口的小攤上，兩碗餛飩，加兩個蛋。
    熱氣騰騰。
    陳漾吃得很慢。他看著碗裏的餛飩，看了很久。
    “梁昭。”他喊我。
    “嗯。”
    “謝謝你。”
    “又說這個。”
    “不說不行。”他抬起頭，看著我，眼神很真誠，“真的。要是沒有你，我早就爛在哪個溝裏了。”
    他頓了頓，聲音很輕，但很清晰。
    “你是我哥。”
    我看著他。看著這個我一路看著從地獄裏爬出來的男人。
    “嗯。”我應了一聲，“你也是我哥。”
    我們碰了碰碗。
    餛飩很燙，吃得我們滿頭大汗。
    窗外，是喧囂的城市，是來來往往的人群。
    窗內，是兩個滿身傷痕的年輕人，在分享一碗簡單的餛飩。
    這世間，也許沒有那麼多轟轟烈烈。
    更多的，就是這樣一碗熱餛飩的溫暖。
    吃完飯，我們走在回學校的路上。
    路燈昏黃，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
    陳漾忽然說：“梁昭，我那個本子，丟了。”
    “哪個本子？”
    “記賬的那個。”
    我停下腳步，看著他。
    他笑了笑，那笑容很輕鬆，像卸下了一副扛了很久的重擔。
    “丟了也好。”他說，“那些債，記在心裏就行了。不用寫在紙上。”
    他看著我，眼神明亮。
    “以後的日子，是咱們的。”
    我點了點頭。
    “對。是咱們的。”
    風吹過，帶來一絲涼意。
    但我們誰也沒有縮脖子。
    我們就這麼走著，並肩走著。
    走向那個未知的，但充滿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