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埃及
    埃及文明起源以尼羅河為依托。尼羅河是一條狹長條帶狀的通道，其間沒有破碎的地理單元，為交通和行洪提供暢通的孔道，人們在這條狹長的流域範圍內依賴尼羅河定期泛濫而生存。尼羅河定期泛濫為埃及定居農業造就了高投入和高回報的生境，促使埃及社會的複雜化，表現為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現的城鎮政體，各自控製著泛濫平原的某一條帶[1]。這種多元的地方中心並沒有力的地理屏障，為建立統一的政體在地理環境上鋪平道路。同時，狹小的生存空間，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統治者極力通過統一活動擴大自己的支撐區，導致統一集權機製的形成，終於在公元前3100-3000年，由上埃及國王孟尼斯實現統一，埃及文明形成。
    尼羅河水流由南向北流，上埃及國王可以清楚地預言向北灌溉的區域，奠定了埃及統一是上埃及統一下埃及的格局。也限定了埃及的官僚體製一開始就是內向型的，注重內部行政體和部門化建設。
    總之，尼羅河狹長的地理環境，促使古埃及的文化選擇了狹長帶狀、由南向北的多元一體化文明起源模式。是“一節灌腸式的神化集權模式”。
    （二）兩河流域
    西亞地區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有兩條大河——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河下遊衝積平原受幹旱少雨環境控製，充沛的兩河水為灌溉農業提供了唯一的生機。但實際上由於底格裏斯河平時水位過低，汛期水位由過高，流速快，實難利用灌溉，所以聚落主要集中在幼發拉底流域。灌溉是當地的經濟生活的命脈。
    前5000年前後，烏貝德人疏浚幼發拉底河擺動故道成為運河，建立灌溉網絡，客觀上要求超出單個聚落等級之上的社會組織出現，社會複雜化，表現為聚落形態的複雜化——社會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凝聚合並。當公元前4000紀中葉，這一凝聚過程完成時，伴隨著周圍聚落的消失，城市出現。這種城市包容著一個政治、經濟和宗教中心，專業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牆內，發展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這就是所謂的城邦，與我們所說的“早期國家”有著重大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大方麵。
    （1）“原始民主製”
    因為灌溉體係是兩河流域社會發展的根本命脈，早在史前時期原始農村公社階段，灌溉權利就成為一種公社成員平等享受的生存權利。當外來移民加入兩河社會，不得不犧牲自己的人格、尊嚴和勞力來換取原住民公社所允許的灌溉使用權時，外來人就自動成為社會的下層[2]。兩河流域社會如此層級化，實質上是族群整體的等級化，而不是趨向與階級分化的、少數統治者的集權化。所以，當城市凝聚成功後，原上層農村公社成員帶著他們的灌溉權成為市民，而少數軍事領導精英在政治、宗教和經濟上的特權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城邦的政治生活當然是以大家族族長為代表的、體現全體市民意願的“原始民主製”。所以，兩河的城邦，究其本質乃是“等級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體”，同以早王朝、埃及古王朝為代表的早期階級國家有著重大的區別。所以城邦是否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早期國家的一種形態之一，值得三思！
    （2）政體的碎裂化
    幼發拉底河流域內的小區域有地理破碎的局限，因此形成的多元政體同樣也是碎裂化的——城邦——各城市控製自己周圍的一小片地區，未能馬上形成尼羅河那樣的集權性政治大一統。另一方麵，“等級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體”脫胎於原始農村公社民主製，從本質上抑製了集權的發展，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治大一統，政治格局必定是碎裂化的。
    （3）王權的晚出
    直到公元前2900-2400年前後早王朝時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斷從敗落家族手中買進土地，經濟的壯大成為他們政治上壯大的後盾，形成社會的巨富貴族領導層，真正階級分化意義的社會轉變才正式出現，奠定了王權確立的基礎。這才是真正意義的早期國家。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國家的出現的根本動因是大家族靠買進土地而實現，頗有封建主義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閃米特語係族群的薩根，利用宗教和正規常備軍，開始征服各城邦的戰爭，或因其舊政，或委派官吏，徹底打破舊的城邦各自為政的體製，形成統一的、扼守歐亞、亞非大陸交通咽喉的貿易帝國。
    一個世紀以後，蘇美爾人建立的大帝國被紮格羅斯人建立的烏爾第三王朝所取代。
    兩河流域文明起源采取的是類似蘇秉琦先生所謂的“續生型”模式[3]，從城邦到早王朝，從蘇美爾文明的大帝國到烏爾第三王朝的過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會、甚至文明進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斷後的一個完全不同的後續。是“一串臘腸、粉腸相串聯的香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