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自己做了几个香叶冠，即道士所戴之帽。其高一尺五，由绿纱制成，并绣上太极图。嘉靖皇帝将香叶冠分给最亲近的大臣，包括严嵩、夏言等。严嵩趁皇帝召见时特意把香叶冠戴上，外边还郑重地罩上轻纱。皇帝问严嵩为何罩上轻纱，严嵩回答说这是皇上所赐，异常珍贵，怕沾染了灰尘，所以罩上轻纱。嘉靖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对严嵩大加赞赏。
    嘉靖皇帝喜好炼制所谓的“仙丹”，炼制好后赏赐给严嵩，这体现出皇帝对严嵩的信任和宠爱。朱厚熜想，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丹药的，只有对朕忠心耿耿的人朕才会发放。更主要的是想让严嵩替自己试服，看看效果如何，好的话朕才服药。严嵩知道这些“仙丹”不过是铅汞等材料制成的，有害无益，历史上有不少帝王因为过多服用这个，不仅没能成仙，反而早亡。但是，他更知道皇帝喜好这个，于是接到丹药后，毫不害怕地服下，并异常感激皇上的隆恩。然后报告服用的效果，说服用后感觉滋味不错，功用很大，容臣再服一次验之。
    曾有一个月，严嵩共服用了五十粒丹药，导致浑身燥痒，每天要用热水洗澡两次，足满三个月才不痒，但后来又发展为痔疮，痛下淤血两碗，其热才解。即便如此，他还说要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正是因为严嵩长期谄媚皇上，他才得以不断地升职，坐上内阁首辅的大位。
    严嵩执政期间，大肆排除异己，陷害忠良，致使有一批忠臣能将被杀或被贬。被陷害的忠良有夏言、曾铣、沈束、徐学诗、沈炼、王宗茂、杨继盛、张经、李天宠、王忬等。这些忠良包括抗倭将领和支持抗倭的大臣。
    夏言，江西贵溪人，官至内阁首辅，以正直敢言闻名于世。可以说夏言对严嵩是有恩的，正是他的推荐，严嵩才得以担当礼部尚书、内阁次辅。但后来严嵩得寸进尺，竟然觊觎内阁首辅的位置，过河拆桥，陷害夏言，人品实在是差。
    夏言起初是在大礼议方面支持嘉靖皇帝而获得快速升官，但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并不是事事一味地迎合皇上，而是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而严嵩的表现与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处处表现得柔媚、忠勤。比如，夏言也获得皇上所赐的香叶冠，但他反对嘉靖皇帝搞迷信活动，因此接受了这顶香叶冠后没有戴过，而严嵩则老是戴着香叶冠出现在皇帝面前；在称宗祔庙之议时，夏言不发表言论，而严嵩则积极表示支持；在皇帝南巡回安陆州拜谒显陵后，严嵩建议再行一次表贺典礼，而夏言则反对。
    由此渐渐地，嘉靖皇帝对夏言感到不满，而对严嵩越来越满意。严嵩在单独面见嘉靖皇帝时，还趁机历数夏言的罪状，说他在建大享殿后不进敕稿，不戴香叶冠、束发巾，不到内阁处理大事、将军国大事在家里私自裁定等等。从而让皇帝对夏言非常恼火，不想再重用夏言。
    如此还不够，严嵩还要至夏言于死地，让夏言没法东山再起。他经过和同党商量，决定从河套事件做文章。于是一个巨大的阴谋由此而生。
    河套地区指黄河在阴山山脉以南的部分地区，周围三面濒临黄河，周围六七千里。嘉靖年间，该地区被蒙古鞑靼部所占，蒙古军事势力以此为重要基地，不断向内地发动进攻和掠夺，让百姓苦不堪言。可以说，河套不收复，边关无宁日。为此，陕西三边（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总督曾铣雄心勃勃，立志收复该地区，并写奏疏上呈朝廷，夏言获悉后，极力给予支持，并奏报皇上，获得嘉靖皇帝的恩准。而严嵩则阳奉阴违，表面上赞同，但暗地里却在诅咒，并暗中设下陷阱。
    严嵩先是收到陕西澄城县麻陂山山崩、吼声如雷、昼夜不绝的消息。当时的人迷信，认为这是分崩离析的不祥之兆，故十分惊恐，但严嵩为此无比兴奋，不过觉得只有一个不详之兆不够，且时机尚不成熟，故隐匿不报。
    当兵部进呈收复河套的具体方案时，京城突然狂风大作，尘沙漫天。这又是个不详之兆。但严嵩同样感到兴奋不已，就像干旱时久逢甘霖一样开心。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在嘉靖皇帝举行祈祷长生的斋醮时，将陕西山崩和京城尘暴的奏报与收复河套的奏章一起进呈给皇帝。嘉靖皇帝看到后，果然感到震惧和沮丧，再经过已被严嵩买通的道士陶仲文的胡说八道，嘉靖皇帝便认为收复河套不吉利。他问陶仲文该怎么办？陶仲文说只要由内阁首辅和边防大将当替身，便可化险为夷，皇帝仍然能够万寿无疆。嘉靖皇帝信以为真。
    随后，蒙古军事势力图谋进犯延安府和宁夏镇，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说这是由于曾铣意欲收复河套才导致对方要报复，责任在曾铣及支持他的夏言。嘉靖皇帝又信以为真。
    接着，严嵩又指使曾经被曾铣弹劾过的甘肃总兵官仇鸾，上疏揭发曾铣和夏言的罪行，包括曾铣收复河套完全是肆意屠杀百姓、欺君罔上，曾铣曾向夏言行以重贿，夏言包庇罪臣等，于是皇帝不仅不再支持收复河套，还下令逮捕曾铣，由锦衣卫都督陆炳主持审理。
    夏言在位时，曾经拟旨查办陆炳贪赃枉法之案，陆炳因此怀恨在心。现今看到夏言牵连在内，因此要加以报复。严嵩也知道陆炳与夏言有这些纠葛，因此主动向陆炳送财送礼交好，希望他严加审理，往死里审。陆炳心领神会，付诸行动，刑讯逼供，审出曾铣曾经让其子曾淳，将数万两金子拖夏言岳父苏纲交给夏言。
    锦衣卫审理后，交给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拟罪定刑，三法司在皇上以及严嵩的施压下，看着皇帝和严嵩脸色办事，最后以“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定罪，即交结首辅夏言。因为按《大明律》，交结双方皆当斩。其实这就是个莫须有的罪名，那严嵩不知有多少的地方官员与他交结，若也以该罪论处，他都该死许多回了。虽然夏言上了许多的奏疏进行辩解，但嘉靖皇帝均当耳边风，且严嵩一再鼓动，让皇帝下定杀死夏言的决心。就这样，曾铣和夏言先后被斩首，上演了旷古奇冤。
    沈束，浙江会稽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他只是言语伤及严嵩，就被打入大牢。嘉靖二十八（1549年）年五月，大同总兵周尚文去世。周尚文是一代名将，但因为得罪过严嵩，故严嵩便不给于恤典，不予赠谥号。沈束看不过去，就上疏奏请，奏疏中提到“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幸蒙，忠勤反捐弃，何以鼓士气，激军心？”严嵩认为“当事之臣”说的是他，十分恼怒，便在皇帝面前中伤沈束，导致沈束被廷杖，然后关到昭狱，一关就是十八年，直至嘉靖皇帝驾崩前夕才被放出来。
    徐学诗，浙江绍兴府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他看不惯严嵩贪得无厌，胡作非为，便上疏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罪行，指出严嵩“大奸柄国，乱之本也。乱本不除，能攘外患哉？”还指出严嵩接受了不少官员的贿赂，并将贪贿的钱财偷偷运往江西老家，请求罢免严嵩父子。但是，严嵩不仅没被皇帝罢免，反而趁机报复，编织罪名将徐学诗逮入昭狱，削官为民。
    沈炼，浙江绍兴府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为人刚直，嫉恶如仇。他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的罪状，包括贪贿、擅权、结党、妒贤、排除异己、卖官鬻爵等。但是嘉靖皇帝忠奸不分，将沈炼廷杖数十下，然后流放到塞外为民。到塞外后，沈炼经常痛骂严氏父子，他扎了三个草人，一个是唐代李林甫，一个是宋代秦桧，一个是本朝的严嵩，都是大奸相，然后用箭射之。不料，此事被严嵩知道。严嵩对沈炼恨之入骨，伺机杀掉他。终于严嵩找到机会，将沈炼纳入白莲教谋反名单中，予以斩首，还将沈炼的长子充军边卫，将次子、三子杖死。
    王宗茂，湖北京山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与张居正同科。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擢南京御史。沈炼被流放后，没人敢替他说话，但王宗茂觉得不平，冒死上疏弹劾严嵩，指出严嵩本邪谄之徒，寡廉鲜耻，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罗列了严嵩的罪行，罪状一：吏、兵二部选官，严嵩要了二十人的名额，每人索贿数百金。罪状二：凡外官迁擢，不察其行为和能力，不计其资历，唯贿是问，致真正有才干的人不得为国家用。罪状三：金银珍宝，不计其数，就连溺器也是金银造的，还将财宝偷偷运到南方老家。罪状四：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而国计民瘼，毫不关心。罪状五：畜家奴五百余人，往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罪状六：穷极奢靡，殊方异产，莫不毕致，收了九州万国的礼物比皇帝还多。罪状七：北寇迫近京畿，上下忧惧之日，而严嵩贪肆益甚。罪状八：收了义子三十多人，皆为其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严嵩获知后自然气愤不已，将王宗茂贬到浙江平阳任县丞。严嵩还不释怀，又夺了王宗茂的父亲王桥广东布政使的官职，导致王桥忧愤而死。
    杨继盛，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明朝中期著名谏臣，是个性情刚直、慷慨任事的有志之士，有燕赵遗风。时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憎恶严嵩的胡作非为，于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十大罪。第一大罪为坏祖宗的成法，第二大罪为窃皇上的大权，第三大罪为掩皇上的治功，第四大罪为纵奸子的僭窃，第五大罪为冒朝廷的军功，第六大罪为引背逆的奸臣，第七大罪为误国家的军机，第八大罪为专黜陟的大柄，第九大罪为失天下的人心，第十大罪为坏天下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