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被抓的人越来越多。百雀园街上的许多群众家里，都成了关押“改组派”人犯的临时牢房。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出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知道，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了，承认还不行，还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工作，便成了‘同党’，就这样株连就是一大片。”
    与凭口供抓人相比，更有甚者是用镜子“相人”。在红四军十师的二十八团，由保卫局十几个干部站在全团的队列前面，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大镜子，先由保卫局的人讲话：“在我们的部队中，潜藏着许多改组派、第三党分子！现在我们用这面镜子来鉴定谁是红色战士，谁是改组派反革命。真正的改组派就会通过镜子现出原形！”之后，每个红军战士被迫看着镜子走过去，保卫局的干部则站在一旁观察，只要从镜子里看出哪个人有异样神情，这人就是“改组派”。就这样，一个连队就有二十多人被荒唐地“相”出是敌人！
    最早被枪杀的是红十师二十八团的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和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等十余人。
    当红军医院的司药陈桂兰供认出她自己和丈夫潘皈佛是改组派后，红十师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与副团长丁超、参谋陈新山等人马上就被逮捕了。
    在红四军军部政治保卫处刑讯室，潘皈佛被捆吊在梁上，身上伤痕累累，军装被抽打得稀烂。这个刚强的汉子依旧怒声回斥：“总医院的投毒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相信我老婆与敌人勾结，你们是无中生有，栽赃诬陷！”
    保卫处的人就用牛皮带猛烈抽打潘皈佛，强栽赃地向潘皈佛逼问：“你以前在唐生智手下干过，你说，选唐生智派你来干什么？”
    潘皈佛肝胆俱裂，回骂说：“妈的，老子是反对国民党才来投靠红军的！为革命，老子把命都豁出去了，你们竟然说老子与敌人勾结，你们简直瞎了眼睛！”
    张国焘对心怀不服的人都将欲除之，潘皈佛这样刚性汉子焉能不死？
    杀戒一开，势不可挡。滥杀无辜，汹涌澎湃。
    数千被无端诬为“改组派”的红军官兵的生命，顷刻间莫名被夺。发生在白雀园的这场仅仅一个多月的肃反行动，被冤杀的红军官兵到底有多少人，其实无法确切统计。何况，肃反才开始！
    鄂豫皖肃反干将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的报告》上说：“这次共清肃改组派一千多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实际上何止这个数字？
    为了鼓动肃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机关报《列宁报》发表了《告肃反中思想动摇的同志书》社论，宣称“阶级斗争一天一天的厉害，斗争环境与方式一天天复杂，肃反工作不但没有结束，还经继续深入”。
    “继续深入”的结果，是一大批很早参加革命武装起义，创建了鄂豫和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干部，倒在了自己人的刀口枪下。除了这些功勋卓著的早期革命斗争领导人，还有数以千计的优秀儿女。就是到后来，原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和邝继勋、余笃三等人，也因反对上级党和张国焘极端错误的肃反路线，先后在西征途中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
    抗战结束后的内战时期，一位国民党高官曾在苏北对陈毅将军讥笑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
    陈毅有苦难言。
    但陈毅明白，就是没有国民党的离间计，许继慎他们也活不了。其它苏区的肃反，国民党并没施离间计，也一样滥杀功臣良将。
    红军自残，是集权野心家争夺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是权力高度集中，不受监督的必然结果。
    也是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