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现在曹猛是跟公司杠上了，现在我们不搞定他，他就会搞定公司，现在他失踪了，会到哪里去呢？他会不会事先听到什么风声跑掉了？我们经过分析觉得不会，因为据刘江平说，自从他给了曹猛一笔钱以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联系。经过警察调查，发现曹猛那时是在和一个在世界之窗跳舞的女人同居，而那女人这时也并没有上班，据说是请假旅游去了，至于去哪里旅游她的同事并不知道。
    不过这时候警察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人家到机场一查，发现曹猛是到三亚去了。可是，三亚那么大怎么找？中国的警察就是厉害，大年初一晚上，三亚有消息，说曹猛和女朋友住在海天大酒店。警察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办？我当时就叫杨在田陪警察飞往海南，将曹猛抓了回来。曹猛根本没有想到事情败露得如此快，据说，在飞机上他还说：“做什么事也不能和这些没脑子的人做，我明明告诉他不要跟家里人联系，要联系也一两年以后没人追了再联系，唉，这些农民啊。”
    回到S市，经过简单的突审，曹猛很快承认了他同刘江平卷走工人工资的事情。临送他去看守所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个在看守所的警察朋友，叫他好好“关照”一下曹猛。然后我听说曹猛在看守所那阵子天天被打。整个人几乎瘦了一圈。
    但是，在这次处理曹猛和刘江平的事情上，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警察很不容易。警察接警出警办案花的钱大多要自己垫上，回来报销的时候非常难。我曾经想叫杨在田给那两个办案警察送个红包，毕竟在大过年的，人家撇家舍业地在外面奔波不容易，可是，他们拒绝了，不过，我们请他们吃饭还是吃了。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们。都说警察黑，可是，在这两个警察身上我们没有看出那些坏习气。后来，他们上班以后，我送了面锦旗给他们派出所，略表心意吧。
    那个春节，公司主要的管理人员虽然都没有休息，但似乎都很快乐。大年初二，把曹猛从三亚抓回来的那天，我请大家在新全盛吃了个饭，给每人发了一个很大的红包。
    说起来红包，我还真的感谢吴海树。按理说，春节之前我应该给他打回去八十万货款，可是他听说我这里出事了，就说，这钱你给我打回来三十万应应急就行。什么叫朋友，这就是朋友，关键的时候即使他自己也难，可是他能尽力帮你。
    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我自然没有忘记把关系维持好，我带着王巍巍挨家挨户地送礼，送到我见谁都是点头哈腰，王巍巍笑我活像日本鬼子。
    每个节日都是我送礼的高峰，有时候送礼不是要立竿见影，而是为了联络感情。我一般都习惯送现金，可事实上，送现金并不都行得通。当然，部分礼品用代金券代替还是不错的，送者省心，收者称心。
    春节过后，我和杨在田商量，应该在公司专门抽出一个人处理监理、安检、质检、城市监察这些部门，想来想去，觉得预算员袁莉不错。这个女人三十一二岁，业务上没得说，老公在外地，没有孩子，有大把时间，最主要的是能喝几杯。虽然她的酒量达不到王巍巍的水平，但是至少比莫小平强多了，而且人长得也是中上水平，这在几乎是全男班的建筑行业也算是鲜花一朵了。
    为什么要抽出这样一个人来，这还要从我们这个行业的行规开始说起。我们这个行业，一旦是一个工程投标中标后，首先在公司内部进行承包，这个承包人就是我们的项目经理，我们一般只定他与业主结算拿到工程款。公司在预留了一定的管理费后，再由项目经理进行分包，这个过程中他也要有一定的利润。分包出去以后，他的工作就是负责与业主、主要领导和财务人员搞好关系，顺利拿回工程款。
    项目经理把工程一般分包给小的建筑公司或者没有资质不得不挂靠到我们这些有资质的公司的小工程队，而这些小建筑公司或工程队从项目经理的手里拿工程，更多的是包工包料，事实上真正的建筑就是他们来做。而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请在工地的业主工程部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们吃饭，跳舞，洗澡，按摩，钓鱼。还要适当给监理工程师报销一些饭票，汽油票。过年、过节还要送礼。要是在施工中出现了质量问题还要负责摆平业主代表、监理、质量监督站，不可避免的也是吃饭、送礼、唱歌跳舞加按摩等等。现在建筑工地承受最大压力的就是这些小建筑公司或者工程队。
    然而建筑工程是一个大的系统，是分很多单项的，譬如基础、主体、装修、安装等等，那些小建筑公司或工程队平时哪有那么多人养着啊，所以要临时找一些人来承包人工费。这些仅仅承包人工的人没有材料的压力。但是，要想拿到人工费只有等小建筑公司从项目经理那里拿到了后才能拿到钱。这些人平时用钱多数是自己出，要是工程不大，也许能够给工人发点钱，要是工程大了，他自己要保障工人的生活，就不发工资。当然，承包人工费的人还要往下分包，什么钢筋、木工、混凝土、架子工、水暖、电气、批荡、瓦工等等。包人工费的人为了便于管理，同时减少平时的麻烦，就要求各个工种必须承包。
    而我们公司跟行规有点不一样，我们的项目经理就相当于一个小工程队。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减少中间层次，这样公司能多赚点钱，项目经理也能多赚点。只不过，我们的材料是公司统一采购的，因为这样我们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但这样项目经理部不就没有什么自主权了？也不是，有的材料只要是质量没问题，还便宜，最好还能赊账的，我们还是允许项目经理自主采购的。
    这样做，公司对工程质量的管理是有一定把握了，可是麻烦也多，譬如对监理、安检、质检、城市监察、材料站、造价站等等这些部门的公关就成了问题。以前，都是各个项目经理各自为战，信息不流通，资源不能共享，每次发生事情都不少花钱，而下次有事还要重新做工作。现在，我们专门抽出一个人来做这些事，就是想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
    其实，质检站站长徐侃曾经建议跟我一起组建一个监理公司的，可是，我觉得那行我不熟，再加上业主选谁做监理，咱们不好控制，所以这事就一直耽搁下来了。
    生意还得做，但牢骚还是得发发。国外建筑市场流行的是EPC总承包，就是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这种总承包方式克服了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相互制约和脱节的矛盾。其次，对于缩短工期、保证质量、控制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实行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理顺了体制和管理问题，有着十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虽然《建筑法》中说要“提倡对建筑工程实行工程总承包”，国家有关部委也颁发了一些推行工程总承包的法规文件，但在入门的门槛上这个问题上就出了大笑话，没有相关法律。比较明显的就是资质的定位和划分与推行工程总承包背道而驰。我国建筑行业的资质定位是工程监理、咨询、设计、施工条块分割，也就是把一项工程划分成设计、施工、监理等分别进行招投标。譬如一家设计院以工程总承包的形式承揽一项工程。然而去投标时却被现代化的识别管理系统“IC卡”咔嚓掉了，为什么？设计院的资质是设计，不要说进入施工招投标系统了，就连进行监理的也不行，想进行工程总承包？做梦吧。监理，施工单位想做设计或者监理免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政出多门嘛。婆婆多谁说都算，谁说也不算。市场准入办法和相互交叉管理方式造成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就是建筑市场混乱的根源，我跟范亿说过，要是中国也实行EPC总承包，一年至少少两万个贪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算中国能实行EPC总承包，就一个竣工验收你都过不了，因为管理部门还是按照设计、施工、监理条块检查和备案。总承包？哈哈。这就是中国国情，叫见者有份。总承包，我能有那么多理由查你吗？分开项目，不查你尿裤子我能捞到银子吗？
    其实，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东西可笑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说监理公司吧，按规定，建筑施工必须请监理公司现场监理，但目前的监理公司是买方市场，业主占绝对的主动权，他一般都跟建筑公司形成默契了，业主主要领导的钱都拿到了，工程有了这么多钱流出去，质量没问题才怪？监理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形同虚设，监理公司就是一个被动角色，田里的稻草人而已。而有关职能部门的例行检查也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你看到过有因质量原因停工的报道吗？也许即使有最终也被摆平了，至于质检部门为什么放水？按照规定，完工的楼盘必须经质检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交楼？检查的人就是给业主发建筑施工许可证的人。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摆不平？
    体制，体制，一旦体制改了，EPC总承包对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施工组织方式、企业和工地都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变革，那时候，估计什么上床啊，送银子啊，都不管用了，是骡子是马，遛一圈就知道了。我想，那时候我这种公司可能就不存在了，可是少了我这种公司，也就少了许多钱色权的交易。
    这个袁莉还真不含糊，接受这个工作没几天就先搞定了姜春和工程的那个设计院。大家知道，做政府项目一个行规就是拿原设计图纸报价，而那价格绝对说得过去，就是行里人也是觉得马马虎虎。工程到手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这时设计变更就来了，当然设计变更的名义都很好听——为了优化项目功能，提高项目效益等等，而设计变更对最后结算的影响又是不言而喻的。搞定了设计院，银子自然来。比如一个需要开挖的部位，原设计是土方，而后来变更为石方，而实际却还是土方。那价格可就差得多了！
    袁莉这一次就给公司增加了三百多万的工程量，杨在田问我给袁莉多少奖金？我说，你去算算成本，除了给设计院和甲方的回扣，给袁莉多少你说了算。得到奖金以后，袁莉非常高兴，对我说，她拿了那钱付了个小房子的首期，我说：“你好好干，在我公司只要用心，两年内换个大一点的也不是没有可能。”
    袁莉这女人很善于沟通，我们在松岗的一个项目受到了宝安质检站一个人的刁难，我们叫多少人都摆不平他，袁莉请他吃了个饭，知道他有一个小舅子在做防水，她回来问我能不能把这部分分包给那人的小舅子，我考虑一下说可以，结果给了他。
    大家知道按规定，严禁监理、质检站工作人员涉及工程的分包与发包，可是他们的行为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岂不是好处大大的有？后来那个宝安的人又介绍了几个人到松岗项目，我虽然没都给他，因为还有其他关系要摆平嘛，不过，后来他也没再找我们麻烦。
    很多质检站的人员打着检查的名义下来查问题，实则来捞取好处，只要施工单位及时把好处送到，事情自然平息了。一般情况，施工单位事后都会以和某某单位关系好在各种场合炫耀。目的有二：一是告诫监管人员，我们关系硬，不怕你；二是告诉监管人员，放心，出事了我们自己摆平，不会连累你们。
    质检站这帮人，官不大，可是绝对黑，用范亿的话来说，那叫连蛤蟆都能攥出尿来。你要得罪了他，什么工程都别想做了。他今天给你找点毛病，明天给你找点毛病，你还想竣工，还想决算？
    所以，搞定质检站也是袁莉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搞定，有些事也不是能搞定一两个人就行的。所以，那种临时的公关和平时的感情联络要交替进行。有时候，老板老出面又费钱又起不到好的效果。现在，有一个像袁莉这样看起来又不是很风骚，又有些风情的女人跑这事，有些事半功倍的感觉。
    有时候，她并不是直接请客，而是在质检、安检、材料站那些人请客的时候去给买个小单，或者是他们有亲戚来，叫公司出个车带他们到世界之窗，大小梅沙玩玩什么的。
    但是袁莉有个规矩，就是不和任何一个有关部门的人去夜总会那类的地方，可是那些人好像也没怪她，这样一来，我们省了好多费用。
    在我们这个圈子的人都知道，只要有活干就有钱可赚。所以，有时摆平这些外鬼介绍来的亲戚朋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譬如，我们有个桩基工程，由于那个工程在东川，有个质检的头头得知后，亲自打来电话，指定另一家单位来干。我很无奈，不好处理。袁莉亲自找我谈，说明事情的成败利害，最后我没办法只好修改合同，从别人饭碗里抓给他们一把米，也就是把人家的活儿分给这个头头一部分。为什么我不能全给他？因为干桩基的是我多少年的哥们，他也很苦，我不给他，他怎么活？
    公司运营很不错，门正祥那个项目也签下来了，尽管是后来李自为帮了他一些，但是，至少，他现在能在公司里抬起头来了。王巍巍现在跟靳守坚打得火热，听说靳守坚还要送她房子。我提醒她，“你不要自己阔了就忘了公司。”
    她反话道：“我要是忘了你又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忘了我就到你家要饭去。”
    莫小平现在玩避税玩得几乎炉火纯青，且不说，怎么把那些请客送礼的支出打入工程成本，就是其他方面她也能几乎能做到天衣无缝。她告诉我，我公司的账绝对经得起检验。避税是合法的，是利用政府法律的漏洞和优惠政策使用最有利的报税方案。
    李自为现在把精力几乎都放在设备那一块，上半年他卖出了十几台电梯，再加上附带的维修保养合同，每年都能给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
    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杨在田在配合，这个年轻人很能干，我一直想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可是他说还早。这小子，最近玩儿了一个合同，我很高兴。我们和一个房地产公司签订两份金额相差很大的合同，金额少的合同是真合同，留作与房地产公司结算时用；金额大的是假合同，作为向主管部门申报用，给房地产公司避税用。即便如此，我们的这份金额少的合同的毛利也超过正规投标很多。这样，双方都有利。
    彭敏仪那一部分也很好，她能利用不同供货商不时赚点差价。吴海树的钱现在也还上了，因为刘江平和曹猛判了刑，那笔款也追回了一大半，虽然在追他们的过程中花了一些费用，可是，毕竟挽回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我觉得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