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这样学习说话的。对于那些表示无气味体的词，即那些抽象的概念，首先是伦理道德方面的概念，他学起来最困难。他记不住这些词，常常混淆起来，直到成年了仍不喜欢运用这些词，并经常用错：正义，良心，上帝，欢乐，责任，恭顺，感谢等等——它们究竟表达了什么，他不明白，永远捉摸不透。
    另一方面，格雷诺耶心里收集了许多嗅觉方面的概念，不久，利用通行的语言来表示这些事物，便已经显得不足。没多久，他不光是嗅木头的气味，而且能嗅出各种木头，即械木、橡木、松木、榆木、梨木、旧木头、新木头、烂木头、发霉的木头、长满苔踪的木头，甚至个别木块、木片、木屑的气味——这些木头，别人用眼睛都难以区别，而他用嗅觉却能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来。对于其他东西，情况也类似。加拉尔夫人每天早晨给她代养的幼儿喝的那种白色饮料，人家都统称为牛奶，然而按照格雷诺耶的感觉，每天的气味各不相同，而是按照其温度，是哪头母牛的奶，这头母牛吃了什么饲料，人家留了多少乳脂在牛奶里等等情况而异的……是由上百种个别气味组成的、五光十色的、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在变化并形成新的混合的气味单位，例如“火的烟”，它同样只有那个名称“烟”……土地、地方、空气，每一步、每一口气都增添了别的气味并因此具有另一种特征，然而它们仍只是用那三个简单的字来表达——世界上气味的丰富和语言的贫乏之间所有这些荒诞的不协调，使格雷诺耶对语言的含义产生了怀疑；而他只是在迫不得已与别人交往时，才勉强使用语言。
    格雷诺耶六岁时通过嗅觉已经完全掌握了他周围的一切。在加拉尔夫人家里没有哪样东西，在北面的夏鲁纳大街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哪个人，没有哪块石头、哪棵树。哪株灌木或哪个木栅，没有哪个小地段，他通过嗅觉不认得、不能重新认出来以及不是嗅过一次就牢牢记住的。他已经收集了一万种、十万种特殊的气味，并能清清楚楚地加以区别，随意加以支配。他重新闻到这些气味时，不仅哪拥施扶、而且当忆起这些气味。事实上又闻到了这些气味。不仅如此，他甚至能通过自己的想像掌握气味间的重新组合技术，自己创造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气味。他仿佛通过自学掌握了气味的庞大词汇表，这些词汇使他可以随意造出大量的新的气味句子来——而他能做到这点，恰恰是其他孩子使用人家辛辛苦苦灌输给他们的词汇，初次结结巴巴地说出描写世界的非常不完善的传统句子时那样的年纪。他的天才或许可以和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神童相比拟，这神童从旋律与和声中听到一个个音的字母后，就自己谱写了全新的旋律与和音——当然有所不同，气味的字母比喜的字母要大得多，并且很不相同；还有另一个区别是，神童格雷诺耶的创造性活动只是在他内心里进行的，除了他本人，任何人也察觉不到。
    从外表看来，他的性格总是内向的。他最喜欢独自一人漫步穿过圣安托万北郊，穿过茶园和葡萄园，穿过草地。有时他晚上不回家，一连数目失踪。到了用棍棒惩罚他时，他总是忍受着，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关禁闭，不给吃饭，惩罚性劳动，都不能改变他的行为。他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年半邦索库圣母院的神学校，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他学了点拼写，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收获。他的老师认为他智力差。
    相反，加拉尔夫人则注意到他有一定的才能和特点，这些才能和特点即使不说是超自然的，也是很不平常的，例如：他从不像小孩那样害怕黑暗和夜，任何时候，人家都可以叫他到地下室去拿点什么东西，而其他小孩即使拿了一盏灯也不大敢下去；或者，人家可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叫他到仓库去拿木头，他从来不掌灯，但又能认清道路，立即拿来所需要的东西，从不拿错，从不跌跤或撞翻什么东西。当然更加奇特的是，他能透过纸张、布料、木头，甚至造过砌得牢牢的墙壁和关闭着的门看过去的本领，这一点已经由加拉尔夫人证实过。他脚不进卧室，就知道室内有多少小孩，并且是哪些小孩。花椰菜尚未切开，他已经知道莱里藏着一条毛虫。有一次，加拉尔夫人把钱藏好（她换了个地方），自己再也找不到了，格雷诺耶还没找上一秒钟，即指着壁炉横梁后面的一个位置，一瞧，果然钱在那儿！他甚至能望到将来：能够在一个人来访前很久就预告此人的来访，或是在天空里尚无一丝云彩时即能准确地预告雷阵雨的来临。所有这一切，他当然不是看出来，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他嗅觉越来越灵敏和精确的鼻子嗅出来的：花椰莱里的毛虫，横梁后的钱，隔几道墙和几条街的人——这些对于加拉尔夫人来说，即使她父亲那次用火通条打她时没有损伤她的嗅觉器官，她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她深信这男孩——虽然智力差——一定有第二套视觉器官。由于她知道，有两套视觉器官的人会招来灾祸和死亡，因而她觉得他极为可怕。当她想到自己同某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此人具有一种天赋，能透过墙壁和横梁看清藏匿得非常隐蔽的钱，这时她觉得更加可怕，难以忍受。在她发现格雷诺耶具有这种可怕的本领后，她就想办法要把他打发走。后来时机终于到了，大约在格雷诺耶满八岁时，圣梅里修道院末说明任何理由，停止付给抚养格雷诺耶的费用。加拉尔夫人也不去索取。出于礼貌，她又等了一个星期，然而这笔钱还是没有送来，她就牵着这男孩的手，带他进城去。
    加拉尔夫人认识住在离河不远的莫特勒里大街的一个制革匠，此人名叫格里马，他迫切需要年轻的劳动力——不是需要正规的学徒或伙计，而是需要廉价的苦力。这行业有些工作——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混合有毒的嗓剂和染浆，提炼腐蚀性强的植物棵料——对人体有生命危险如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师傅尽可能不叫他的满师的助手于这种活，而是利用失业的瘪三、游民或没有人监护的儿童，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没人过问。加拉尔夫人当然知道，格雷诺耶呆在格里马的制革工场里，按照一般人的估计肯定是九死一生。但她不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负责照料的关系已经终止。这小孩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关。倘若他死里逃生，这当然也好，倘若他死了，那也是好的——关键是，一切都合情合理。她叫格里马先生写了个认领这男孩的证明，自己则开了个拿到十五法郎手续费的收据，又动身返回复鲁纳大街家里。她一点儿也觉察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件。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购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了一个裤子工厂的厂主。这一变化暂时还看不出对加拉尔夫人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裤子工厂的厂主仍继续按时付给养老金。但是后来苦日子终于来了，她再也拿不到硬币，而是得到小张纸头印制的钞票，这是她艰苦生活的开端。
    两年后，养老金还不够她买一盒火柴。加拉尔夫人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房价低得可怜，因为在当时，除了她以外，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必须变卖他们的房子。她拿到的又是毫无意义的纸币，而两年后这些纸币又分文不值。一七九七年她即将九十岁时，她已经失去了用自己辛辛苦苦、异乎寻常的劳动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住在珊瑚大街的一间摆有家具的斗室里。到了此时，晚了十或二十年，死神才走了过来，慢性肿瘤病扼住加拉尔夫人的喉咙，先是夺去她的食欲，后来夺去她的嗓音，因而当她被送进主官医院的时候，她竟不能说句话表示抗议。在那里，人家把她安排在她丈夫以前在那儿死去的、住满数百垂危病人的大厅里，让她同另外五个完全陌生的老年妇女同睡一张床——她们身体紧挨着身体躺着——并把她放在那里三个星期，让她在公众面前死去。随后她被人装进一个口袋，袋口缝了起来，清晨四点同其他五十具尸体一道被扔上一辆运尸车。车子——一只小铃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响声一到城门外一里地新开辟的克拉马公墓处。人们把尸体扔进万人墓穴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生石灰。
    这一年是公元一七九九年。上帝保佑，她在一七四七年回家并告别格雷诺耶这男孩和我们的故事这一天，丝毫也没有预料到她后来这种厄运。她或许已经丧失了对正义的信念，并因此也丧失了她唯一能够理解的生活的意义。
    格雷诺耶从他对格里马投去的头一瞥——不，是从他吸入格里马气昧的头一次呼吸中即知道，他只要稍有反抗情绪，这个人完全会置他于死地。他的生命的价值只不过等于他所能做的劳动，这条命的存在，取决于格里马对它的利用。因此格雷诺耶凡事顺从，从不做出反抗的尝试。日复一呼，他把自己顽强和执拗的全部能量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仅把它们用于按照扁虱那样的态度来战胜面临的冰冻期：他坚韧不拔地、知足地、不引人注目地在最小的、但又是小心照料的火苗上把握住生命希望之光。他如今是个顺从、无所需求和只有工作愿望的样板听话，任何饭菜都能将就。每逢晚上，他总是勇敢地把店已关进工场一侧的一个棚屋里，棚屋里存放着工具，挂着脑过的生兽皮。在这儿，他睡在跌得发亮的地上。他整天劳动，只要天亮就干活，冬天于八小时，夏天于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他刮去散发出恶臭的兽皮上的肉，把兽皮用水浸透，刮毛，用石灰浆喷洒、腐蚀、揉透、抹上棵料浆，劈木头，剥梨树和紫杉皮，下到呛人的烟雾弥漫的既料坑里，按伙计的吩咐把兽皮和树皮一张张叠起来，撒上压碎的五倍子，用紫杉树枝和泥土把可怕的兽皮和树皮盖上。几年后他再把坑挖开，以便从坑里把已经制成的皮革取出。
    如果他不弄兽皮，他就挑水。一连数月，他从河里把水挑上来，每次两桶，一天数百桶，因为这行业需要大量的水用于洗、浸、煮和染。一连几个月天天挑水，所以他的身上没有哪个部位是干的。每天晚上，他的衣服都在滴水，他的皮肤冰冷、松软，泡得肿胀，像泡在水里的皮革。
    这种生活与其说是人的生活，不如说是牲畜的生活。一年后他得了炭疽病，制革工人的一种可怕的职业病，它通常是致命的。格里马已经不再指望他，他在寻找替代的人——顺便说一句，他并非不感到遗憾，因为比这个格雷诺耶更加知足、工效更高的工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格雷诺耶竟战胜了疾病。这场病只在他两耳后面，脖子上和两边脸颊上留下大块黑痛的疤痕，这些疤痕使他变了形，变得比以前更丑。另外还留给他对炭疽病的抵抗力——无法估量的好处！——从此他即使手破了、淌血，照样可以刮最腐烂兽皮上的肉，不致有重新传染上疾病的危险。因此他不仅区别于学徒和伙计，而且与今后可能接替自己的人也有区别。由于他如今不像从前那么轻易地为别人所替代，因而他的劳动价值，也就是他的生命价值提高了。突然间，他用不着再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而是可以在棚屋里用木板搭个铺位，上面铺着未草，还有一床自己的被子。他睡觉时别人不再把他关起来。饭菜比以前好了、格里马不再把他当作随便一种动物，而是把他当作有用的家畜。
    他十二岁时，格里马在星期天给他半天时间自由支配，十三岁时，每个工作日晚上下班后有一小时可以外出或做他爱做的事。他胜利了，因为他活着，他有了一份自由，这份自由足以使他生存下去。越冬的季节已经过去。格雷诺耶这只扁虱又活动起来。他喷着清晨的空气。他执著地狩猎气味。世界最大的气味狩猎区——巴黎城——在为他敞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