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南怀诚居然还担任过忠魂社的职位，顾维之说：“怀诚同志入过忠魂社，真是给忠魂社增光不少呀。”
    项咏笑了，说：“现在看是这样，当时却正好相反。怀诚同志说，忠魂社参加了多次反清起义和刺杀行动。与早期同盟会、兴中会还有后来的国民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别看古世南身处靖边偏城，可他的影响遍及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各界。有不少忠魂社员是军政高官。他能跟古世南结拜，还担任忠魂社的职位，是统战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怀诚同志说过，他入忠魂社算是攀上了高枝。给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顾维之听了也不住的点头，他看过不少历史，觉得时间真算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神奇的力量，她可以使弱变强，更可以让强大变得衰落，甚至是灰飞烟灭。
    项咏继续说着：“怀诚同志有了这层身份，使他的革命工作成效显著。而他本人对社里的人和事，都十分敬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大打内战。怀诚同志专门又跑了一趟靖边，一是表达我们党对忠魂社多年帮助的感谢，二是劝说古世南站到人民的一边，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可古世南告诉怀诚同志，抗战胜利之际，忠魂社就已祭告上天和祖先，既除鞑虏，又胜东夷，国泰民安，忠魂社使命已经完成，他们已经把社产均分，遣散了社内兄弟，让他们享受太平生活。古世南是个旧时代的帮派首领，有着根深蒂固的孝悌忠义的思想。他认为国民党一直是中国的正统，反过来劝怀诚同志守纲常，停止斗争。两人的政治观点虽然不同，但情谊十分深厚。怀诚同志离开靖边时，古世南已经百病缠身了，十分虚弱。但他仍让自己的儿子古正吉护送怀诚同志安全离开国统区。”
    顾维之听了“古正吉”三个字后，心头不由一颤，他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就在本子上写下了“古正吉”三个字，并划了一个圈子标记下来。
    项咏仍在继续讲述：“怀诚同志走了两年后，也就是1947年，古世南先生去世。怀诚同志得知消息后，非常难过，本想有所表示。但当时靖边还是国统区，而怀诚同志也已经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了，为了不给古家人制造麻烦，所以怀诚同志只在解放区祭奠了古世南。解放以后。怀诚同志设法找到了古先生的后人，赠送了那幅挽联，并打算给古家人安排工作。古家人收了怀诚同志的挽联，但谢绝了安排工作的好意。他们一直严格遵守古世南先生的克勤克俭家训，自食其力。古家人也向怀诚同志转达了古世南先生遗留下的口信。希望怀诚同志保守忠魂社的秘密，让那些已经消失在人海中的忠魂社成员们安稳生活，国无大事，不要再去惊扰他们。这就是怀诚同志最终没有写出‘忠魂社’社名的原因。”
    顾维之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说：“怀诚同志也太多虑了，这本回忆录出版的时候是2002年，距离抗战胜利已经57年了，那些忠魂社社员们都应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即使写出来也已经是尘封的历史了，不会再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项咏轻轻笑着说：“人世间的许多事，都很难预料。怀诚同志说，忠魂社的社员其实不少都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还有部分工商界、文化界的人士，也有的是普通市民。解放以后，他们的去向不同，生活境遇也相差极大。怀诚同志就举了一个例子。台湾昌茂集团董事长蔡济昌就曾经是忠魂社威远山堂九江码头上的一名伙计。怀诚同志几次经过秘密通道，都见过蔡济昌，因为他那个时候年纪小，聪明伶俐，办事妥当，又很会讲话。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说他将来一定有出息。怀诚同志当时还曾动过把他收在自己身边的心思，就是因为他是忠魂社的人，怀诚同志不能做挖墙角的事，就只好做罢。没想到几十年后看到报纸才知道，人家果真有了出息。如果回忆录里提到这一段，谁知道对蔡先生本人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