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三岁的时候，便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别家小朋友都有非常寓意又好听的小名，我的小名不怕你们笑话，叫“遥控器”顾名思义，我主要负责家里电视拨台工作。心中铭记着一个真理般的信念：如果我不去拧电视的耳朵，大妈就会拧我的耳朵。大妈的这个大字就完全可以诠释家里的阶级结构。为了苟全性命，我是相当拥戴大妈的领导。
    在这样指鹿为马的悲惨环境里，爸爸老张也养成了间歇性耳聋眼花的怪病。
    花裙子并不可怕，男孩穿花裙子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个特别愿意玩你的妈，而你在被玩的过程中完全不明所以。
    大妈保留了一条姐姐穿小的花裙子。当然是为我。便出现了以下的场景。
    一个又黑又胖的光腚小子穿着一条粉底带蕾丝边的小碎花裙子，在大街上闲逛招摇。惊起一滩又一滩的鸥鹭。就连有脑血栓后遗症，见谁都高频率摇头的齐大爷都乐了，盯着花裙子的眼神异常坚定执着，不知道这算不算摇头苦笑。平时追着咬我满街跑的鹅狗都躲到远处哀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场面是相当诡异了。那天的阳光很明媚，但那条花裙子却在我的记忆深处留下挥之不去的阴云。也为之后的叛逆留下小小的伏笔。
    在大一些之后，大妈对我的教育方式远近闻名。每当邻居们隐约听见讲救命求饶之声，即便手头事情在急，也会奔涌出家门，奔走呼告“快来看好戏啊，老张家又打孩子啦”欢喜之态，溢于言表。说来也奇怪，大妈每次修理我都是先把踹到楼下，可能是干戈太大怕碰伤家具，也可能是楼下空地方便施展。邻居把我们里外三层围在中间，全不理我鬼哭狼嚎。生怕打扰大妈忘情的表演式教育。我十分强烈的感觉到他们眼神像极看耍猴时的欢愉神情。兴致高昂时还会忘情的鼓掌喝彩。即便大妈教育累了，踢我回去罚站，围观的人群也久久不愿散去。大有“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架势，只是那一张张一游未尽的面庞让我很是不爽。于是乎，我把过剩的叛逆发泄在他们之中比我小的下一代身上。这又导致大妈下一次教育工作的展开，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