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年，不是大跃进吗？
    那时，各行各业都在跃进，不跃进不行，不跃进就跟不上形势。跟不上形势在那年月很危险，往小里说是跟不上形势，往大里说就是犯错误。
    就象文革中的逍遥派，你逍遥，你就是不革命，你不革命自然是对文革心存抵触，因而会受到批判。
    各行各业都大跃进，学校亦不能免。
    当时，我就读在南昌市东湖区中心小学，它在这一年办了一个跃进班。这个班办得不错，六零年就毕业了。因此，到了六零年，决定再办两个，这就轮到我了，因为六零年我四年级。
    学校里从它八个班里挑选出优等生大约一百多人组成了两个班，即五五班、五六班。
    我有幸恭列其中。
    我所在的班是五班，班主任是蔡老师。蔡老师叫蔡恒，是一个极有气质的中年女子，人也长得端庄漂亮。她的丈夫是一个在镇反时被镇压了的国民党警官，据说还是上饶集中营的警官（这个只是听说，具体怎样我那时还小，不是很清楚。）。五六班是一个王老师，王老师年青，也非常漂亮，她丈夫是一个现役军官。
    蔡老师和王老师私交不错，是好朋友，现在成了竞争对手，这竞争也就白热化了。
    但我们这个五班就是不争气，每次考试都考不过六班。
    就象在战场上，国军打不过共军一样，每次都比不过。
    蔡老师很生气。
    我当时在班上算中等，一次不知做了什么坏事，被蔡老师叫去克。
    蔡老师用手指头戳着我的额头，恨不打一处来地骂道：“你以为你有资格进跃进班？你只是因为是我八班的（即我原来是四八班，原来就是她的学生），五班是以八班为基干的，这样，你才进了跃进班！”
    原来如此！
    我是一个次品，只是占了八班的光，误打误出的进了跃进班。
    由于有了我这样不争气的学生，五班就怎么也比不过六班。
    这使我很咀丧。
    可能是因为有了我这样的学生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五年级终了时，上级来了文件。说质量不达标，跃进班就不跃进了，依然还上六年。这样我们这一届跃进班就不跃进了，这样也就有了后来的六五班和六六班。
    蔡老师是一个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我们上六年级时，她生了病，不能来教我们了。当时，我们全班为她还闹了起来，几乎是要罢课。
    这可是对一个做老师的最大葆奖。最后还是蔡老师写信来给我们做工作，才使这一已经闹起来的学潮得以解决。
    小学毕业后，我和一个学友在两个春节都去看望过她，给她拜年。
    最后一次见到蔡老师，在文革中。
    当时我和这个学友在去南昌七中路上。我这个学友还在七中，他读了高中，而我却进了工厂。
    在七中和江西省委间的那条马路上，我看见了蔡老师，她由自己的儿女搀扶着在对面马路上向着我们向前走。蔡老师这样的身份背景，在文革中，不可能不受到冲击批斗。
    她被儿女搀扶着（可见她的身体），神色显得异常憔悴。
    我一看到蔡老师，就脱口而出：“蔡老师！”意即提醒我的这个学友，我们见到了蔡老师。
    当时，我这个学友却对我说：“她是牛鬼蛇神，她现在在这里的小学教书，我经常碰到她，我从来就不叫她了。”
    就在这一迟疑，蔡老师已经走了过去。
    这在我，是我这一生最懊恼的事，也是我这一生，再也无法弥补的事。
    在这里，我自然不是在指责我的这位学友，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显得非常矛盾，面对着这突然的遭际，我真有点准备不足，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所以才有了那句寻求支持的叫声。
    我真的非常懊悔，懊悔那时，我没有鼓起勇气来叫她一声“蔡老师”。
    我们这一届跃进班的不跃进，现在想想，自然不能怪我这样的学生，怪的应该是这种揠苗助长式的大跃进，是它违背了客观发展规律。它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失败不仅体现在我们这个班上，也体现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比如大炼钢铁，比如粮食上卫星等等，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我记得我父亲所在的艺术学院也有这样的大跃进。
    一天，一个印象派油画教授，来到我家，他是我父亲的深交。
    这人平和，做人谨慎，五七年党叫提意见时，他就没提意见，逃过了一劫。但他这次来，似乎也有点闷闷不乐。
    他说：“书记找我了，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我们学院里也应该大跃进，不跃进就跟不上形势。他问我，你们美术系那个工农速成班能不能再来一个大跃进？比如一年？”
    工农速成班本来就是大跃进的产物，由本来的三年跃进到两年，现在再跃进，就只好一年了。
    我父亲很感兴趣，问他：“你怎么说？”
    他自我解嘲般地笑道：“我当然说，可以，可以。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月，一个星期，我也给他教出来。——这算什么？”他话锋一转，象他这么平和的人，也动了脾气，大骂道，“他以为这是什么？这是艺术！艺术知道不知道？一年？一年能够学什么？纯碎是胡闹，误人子弟！”
    这就是我的跃进班不跃进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用以来纪念我的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