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刑诉法修正草案与现行法律相比，增加了一条：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这是司法人性化人道化的一次回归。
    解放后，我国刑法推崇大义灭亲，传统的亲亲相隐被作为封建糟粕遭到摒弃。尤其是到了文革，甚至叫出“亲不亲，阶级分。”大义灭亲便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被广泛宣扬。
    我国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自从孔子说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话来，相关的法律和舆论也就产生。这法律到了唐朝就比较完善了，那就是《唐六典》中的《换推制》：“凡鞠狱管与被鞠狱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戏剧中的大义灭亲，比如包拯斩侄，那只是故事，现实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国外也一样，比如亲属间的《沉默权》，美英日德的法律都有相关条文，这里就不多说。
    那么是不是说大义灭亲就不对了呢？当然不是。我认为大义灭亲是道德层面上的，而亲亲相隐是执行层面上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亲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连亲人之间的爱都要粉碎，那这个国家和民族便不再值得肯定和推崇，更不可能靠大义灭亲来竖立起形象和权威。
    但大义灭亲还是要有的，要看那“义”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这典故本身出处《左传•隐公四年》，说的是卫国大夫石碏殊杀其子石厚的故事，那还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应该过份提倡，尤其是在司法系统里或在日常生活中。
    许多历史事实和故事都表明了这一主旨。比如武则天为了权力，扼杀亲生女儿，杀死两个儿子，实在是极无人性的。也记得《说岳全传》里有一个故事：赵构南渡，在一故臣家躲避。故臣稳住赵构后，便去向金兵告密。他走后，他的儿子放了高宗，然后跳崖自杀。死时叹说道：“忠孝不能两全。”这个故事表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是忤逆，还不是大义灭亲（不过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他父亲因他这行动，不会有好下场），都在儿子心里多么的难以选择，只有以一死才能相抵。
    我也看到过文革中的许多夫妻相残、父子互噬的场面，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年代。至今我还记得一个知识青年，好象是在文革前。为了听从下乡上山的号召，他和父母斗，和奶奶斗，将他们破坏下乡上山的事揭发出来，以表示自己革命。如今，再也没有谁还记得这个人了，即使记得，也不愿意再提他这档子事。因为我们不知道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他那一家子人会是什么下场？
    这是我们走过的弯路。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的可怕，不可理喻。人性的被扭曲，又到了何种程度？
    现在的修正案，是我国司法的一个进步，是对极左思想的摒弃，是我国一个故有传统的回归，这是多么的令人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