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青时喜欢胡闹，我们年青时也胡闹。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日子压抑。没有书看，没有电影电视，不许下象棋打老K钓鱼，没有娱乐场所。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九点，不是上班就是开会。晚上，小组从七点开始讨论白天的工作和学习。反正，一个人一天到晚没有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也有，四点下班，开会到五点。吃晚饭，到七点，这两个钟头由自己支配，洗衣一般都在这个时候）。
    当然各个工厂各个地区也会有所不同，我所说的只是我所在的厂。
    文革中，也不是天天不上班，只要不武斗，一般都要上班。那时领导不大敢管理，上班报个到便回家是常事。要不搞私有，“搞私有”是那时的名词，也有叫“搞小私有”的，就是拿厂里的材料做自己的东西，明目张胆的拿，这不算偷。每一个人都做，领导自己也做。如做得严重了，领导会在车间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一下，晚上在小组会上自己斗私批修一下一般就可以了。但有时，厂里又会抓生产，而且抓得很紧，紧到春节都不放假。也就是说，那时整个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就象打摆子的病人一样，忽冷忽热地一直这样闹腾着，整个国家的状况也就走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就是在这严如军事管制般的生活中，年青人的天性也是控制不住的，我们照样会胡闹。比如上班就扎堆，女的织毛衣，男的谈空天。那时，人浮于事，一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做，到月底，完成任务就行了，完不成任务，领导也没办法。当然也要有度，不能成为靶子。一成为靶子，就要揪出来挨斗。再比如开会就谈小道消息，胡扯，谈男女之事。一般到最后，小组长都会敲敲凳子，叫道：“好了好了，不要乱谈了，谈正事……”。
    那时，最胡闹的事就是打架，偷农民种养的东西，再就是乱搞男女关系，这种事非常多。我们车间的总支书记一天到晚抓这种事，一抓到，处分的处分，开除的开除，非常惨。
    当然，那些人都是英雄，是那年代的英雄，他们是敢铤而走险的人，比我不知强多少倍。我不好和他们比，虽然我不会，也不敢去做这种事（也做，比如偷农民的东西），但我也胡闹。
    一个夏天，快下夜班，十二点了，狂风暴雨大作，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怪异的想法：到这暴风雨中走一走。我就问了几个平日要好的伙伴，问他们敢不敢？这一问，就有两个来了兴趣。我们便回到寝室，穿了一条内裤，披了一件工作服，就走到暴风雨中去了。
    那天天真黑，暴雨如盆地泼在我们身上，我们一下子感到好象解放了一样，沿着平日我们常走的乡间小道走去。我们大声唱歌，大声尖叫，尽情发泄，根本不把这风雨放在心上。我们沿着我们车间前面的农村走了一圈。只要一看到有人家，就大叫。那声音显然是够阴森可怕而不祥的，引起了那些黑暗地方的喝骂，我们全不理，反而大笑，使那些地方好象沉浸在了恐怖之中。在折返车间时有一个水库，当我们到了水库边，一个伙伴突然说：“敢不敢？”“有什么不敢的！”我说，就把上衣一脱，一头扎了下去。我们朝对岸游去，对岸是一个村庄。在那村庄里，住着我们车间的一个女工。因为那时我们厂的住房不够，她结婚后没有房子，就在那里租了农民的房，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那里。
    这时，天上闪过一道道闪电，雷声轰鸣，天翻地覆。那时真是年青气盛，全不知道这有多危险？人一到水里，暴风雨对我们就没有了一点影响，而且本来冻得有点哆嗦的身体，立即感到了这水的温暖，这使我们感到更兴奋了，我们说：“我们成人鱼了！”我们游到那村庄边，一个人突然也起了怪念头，他立即做起鬼叫来，我们也极开心地立即应和，我们就哭，那声音真是够碜人的，在这暴风雨的黑夜里。
    一道闪电，把水面照得雪亮，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啊啊！”那凄凉的怪叫，一声接一声。
    整个村子好象抖了一下似的，接着就是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我们知道吓着他们了，越发高兴起来，一声高过一声地拼命叫。
    村子就是不理。
    这样，一直折腾到我们也有些累了为止，才游了回来。
    “哈，真开心！”我们说。
    第二天，我们就听到那女工对别人说：“我们那边的水库里，有水鬼。”别人都不信。她说：“不信，可以问问我们那里的人啊，有人看到了，大雨中，半夜三更的，几个水鬼在水里游呢，发出鬼哭声，哦哦，吓死人了……。”她说着，拍着胸脯，一付吓坏了的样子。
    后来，我们车间总支书记就在车间大会上讲：“谁？谁？你们敢装神弄鬼的，吓坏了贫下中农怎么办？站出来，你站出来，都告到我这里来了，搞什么搞？哪一个！”
    其实他也就是叫一叫，根本就不会去查的。因为那时人都活得挺累，能有这种新鲜事，倒是挺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