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一支笔梁邦楚曾是我的邻居，当时他非常落魄。
    那时我年纪小，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只知道他好象是违逆了学院的“领导”，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为此一路卖画上北京告状，这事，在我们家属区传得沸沸扬扬，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倔犟的人。
    他是一个有点秃顶微胖的老头，性格耿直，也有点儒雅的敦厚。
    他非常爱干净，每天用水把家窗下的流水沟冲得纤尘不染，也因此把院子弄得很湿。我父亲和他差不多，也一样愚直。梁老师天天冲沟，家属区哪个不晓得？可我父亲就不晓得。一次，和父亲从外面回来，踩了水，正好碰到梁老师。父亲就说：“这是谁呀，把这里弄得这么湿？不象话！”。梁邦楚听我父亲这样讲，一下怔住，只得尴尬地陪着笑。但我看得出，他当时是一付很为难的样子。回到家后，我埋怨起父亲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知道这是他冲的？”我父亲一听也呆住了：“他冲的？”脱口而出，“我怎么知道？”。但事已过，也只有一笑了之。
    这也许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梁邦楚在学院里只是一般的老师，不是教授。从上面的故事里也可以看出，他不为学院里的人所尊重。当然我父亲不是不尊重他，我父亲是右派，不可能不尊重别人。梁老师一个人住在学院的，非常贫寒，常来我家坐。那时我学画，父亲请他指点我，为此会给他一点生活用品，每次，他都是喏喏连声的感激再三，这又可以看出他的窘迫。他真的非常穷，穷到家里除了一张画桌一张床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他眼睛不大好，听他自己说过，是小时候吃辣椒吃成的（可能是因为眼睛的关系，他的画颜色有点土，这一直是我注意到的）。但他连一付眼镜也买不起，我父亲便送了一付已不用的老花镜给他。他得到别人的支助时，都会表示再三感激，那感激的样子，是那种感激啼零的样子，好象非常可怜。
    至于他怎么这么穷？我一直没弄明白，他工资八十来块，应该是高工资，这一点比较清楚。因为有一次他的老师傅抱石来学院访问，他当然作陪，闲谈时，问他拿多少？他答八十多。傅抱石还说，你也拿到了八十多？当然这只是我们家属间的传言，不知是真是假。他屋里（老婆）是家庭妇女，住在九江，两地分居（这在当时是常事），我从来没见过。但我知道她会画画，而且可能画得还不错。
    对于我父亲的嘱托，他很认真，我也因此常到他家去。也许是因为寂寞，他和我说得来，常和我说说话。他常说，他是画《介子园画谱》画出来的，要我临摹这个。他又对我说，学画最要做的事是默画。就是把一张画反复画，然后不看画，再把它默出来，让它成为自己的东西。每次他叮嘱我这事时，一脸认真，让我知道这是他最想告诉我的，是他成功的秘密。
    我也和他一起到书画之家去，文艺学院到书画之家要经过厚墙路。厚墙路中段有一个台阶，那台阶比一个人要高许多。一次我和他走过那里，见一个小男孩站在那上面跃跃欲试，梁老师一见，便站住了，挑逗地对那小男孩说：“你敢不敢跳下来？来，跳一个，跳一个给我看看……”。话还没说完，只见一个妇人从对街冲了出来，大骂道：“老不死的，吃错药了是吧？叫小孩子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梁老师一看，知道闯了祸，忙用手（扌双）（扌双）我，压低声音地对我说：“走，快走，快……”。他自己立即灰头土脑地赶快逃……。这情景，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历历在目，让人忍悛不已。
    还有一件事，对我产生的影响也很大。那时，文学艺术要讲政治，每件艺术品都要有政治主题，为政治服务。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并不具有这种必然的隶属关系。因此这必然会反映在文学家和艺术家身上，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言语中表现出对这种思想的抵制，他们会用委惋的言辞来对此嘲讽之。我父亲在五七年前，曾叫他到新余钢铁厂去锻炼，叫他去写工农兵。他回来后就说（当然只对好友）：“写诗？工厂里写什么诗？写钢铁？胡闹！”
    我和梁老师也说到过政治和艺术，他讲了一个自己的事。
    他说：一次屋里画了一张月季（我是从这里才知道梁老师的屋里会画画）。他一看，便说屋里：“这怎么行？这不是风花雪月吗？风花雪月不就是封资修？不就是帝修反吗？”他夸张地说到这里，继续对我说：“小弟弟，这不行，我们不能不要政治，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在那画上添了几支向日葵，然后题了一句‘向阳花开月月红。’你看，这不就有了政治，——哈哈哈！”他大笑起来。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不要看我那时年青，但我已听得出这是嘲讽，是艺术家对政治和艺术关系庸俗化的嘲讽。我有些感触到：原来艺术从属于政治就是这么回事，严肃的政治和艺术的原则问题在这里被戏谑化了，变成了一个笑话。
    后来，我进了工厂，再后来，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梁邦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得很厉害，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交桥（大概是这名）省文艺学院集训队，当时我父亲关在那里。我在院子里和父亲说话时他看见了我，走了过来。我一看见他，便叫了一声：“梁老师！”这一声叫，叫得他很感动，忙说：“不要叫老师，不要叫老师……”。他很想和我说话，但我父亲把我带开了。
    我父亲对我说：“不要理他。”我问怎么回事？父亲说了原因。原来，集训队就是一个种植人仇恨人的地方，每一个受审查者都恨不得以致别人以死地来换得自己的解脱，所以在那里，假如一个人的问题严重了，便会遭到同样是受审查者的加害和欺凌。由于我父亲的问题后来比较严重（他竟敢在语录上打叉叉），所以许多人都来欺负他，当然这也包括梁邦楚。这事，数年后，家人曾对父亲说过：这不能怪他，当时，大家不都这样吗？不都是想早日获得解脱而已，我父亲也首肯了我们这说法。但我父亲毕竟没有活到文革结束，后来在江西文代会上，有些当年加害欺凌于他的人，现在又一次次的提出议案，要求为他平反昭雪。所以我不怪他们，我知道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打倒四人邦后，梁邦楚成了江西省美协付主席，如今也已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想到与他的交往，便写下了如许文字，不能算是纪念吧，只是一段生命的回忆。想起他教我怎样画画，想起他教给我的许多绘画技巧，我都没有去做，白白地浪费了一个长者对我的期许，也就只有一声深深地叹息。
    唉，造化弄人；可，谁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