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锁回香港后，我继续忙碌，可是渐渐感到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人事太复杂，而且我们做的是专题片，和新闻还不一样，编、导的痕迹都过强。当我向小锁抱怨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说，“等等吧，说不定等你毕业了，转为正式就好了。现在放弃，你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6月份，栏目组要做一个戒烟的活动，在北京某度假村拍摄一个礼拜。负责栏目推广的女孩家里临时有事回去了，于是这个工作交给了我。说是栏目推广，其实就是邀请媒体来做报道，然后给红包。新闻这个行业是有潜规则的，在北京，一个300块钱的红包也就值报上一豆腐块而已。邀请完所有媒体之后，我列了一张媒体签到表给负责发红包的菲儿，嘱咐她让领取红包的记者在表上签名，以便日后查账。
    新闻发布会那天，制片人让我在某五星级宾馆大堂处接待媒体，媒体到齐了再派车一块接到度假村。等我到了才知道，宾馆大堂什么都没有，而且那里是公共场所，我不可能竖起一块牌子做提示，只能百无聊赖坐在沙发上。肚子有些饿，想想还没吃午饭，又不敢走开，于是在宾馆咖啡厅买了杯牛奶，几片面包，五星级宾馆的东西就是贵，这么点吃的花了我不少银子。正在啃着面包时，几个媒体的记者已经到了。相互介绍了一下，我开始联系制片人派车。半个小时后，帅哥老乡开着车过来了，告诉我车不够，让记者自己打车，他的车要去接所谓的嘉宾。“打车费谁出？”我问。帅哥老乡耸耸肩，让我问制片人。
    电话那头，制片人正忙的焦头烂额，我的问题在他看来似乎根本不是问题，“给他们红包了，他们自己出就行了！”
    “啊？”
    “就这样了，你们赶紧打车过来！”
    我还在想怎么跟媒体们交代，几个记者已经走到跟前了，“时间快到了，我们怎么过去？”
    “不好意思，车安排不过来，制片人让我们打车去。”
    记者们估计觉得车费肯定是我们给报销，也没多问，几个人一辆车就走了。我又等了一会儿，一一打电话询问，几个答应过来的记者要么自己到了度假村，要么不能来了，于是我连忙打车去会场——工作人员的交通费还是可以报销的。
    新闻发布会之后基本上没我什么事情了，只是制片人要求会后再给嘉宾和记者红包，让发红包的过程显得有些乱。当菲儿正在让记者和嘉宾们签名领红包的时候，制片人走了出来，看见大家排着长队，感觉面子不好看，就训斥了菲儿一顿。好在菲儿聪明，要求大家留下名片，可是很多没带名片的就只能任他们扬长而去。晚上我和菲儿清点钱数，发现少了近一千块钱。
    菲儿很担心，觉得自己很无辜，毕竟破坏秩序的是制片人自己，出了问题不能赖到她头上。可我不这么想，以制片人多疑的性格，加上菲儿只是一个实习生，这黑锅最后肯定由她来背，出钱事小，这事传了出去，菲儿以后在电视圈里就很难混了。
    此言一出，菲儿也紧张起来，我们两个对着名单一个一个回忆，最后终于对上了钱数，不禁长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