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认为：“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兵出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已逸，排甲孰与已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已明，地形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功巧孰与己能，秣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胜哉！”这里强调的是“知己知彼”，知己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知彼。以上的诸多对比，说明的就是不能轻举妄动，必须要充分了解敌我的情况，尤其是敌人的情况。怎样才能了解敌情？李靖举了大量的实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揣敌之术易知矣，若辞怒而不战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饮者，倍程逼速，饥渴之兼也……若遇小寇而不可击者，为其将智而谋深，士勇而军整，锋甲尖锐而地险，骑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则士蓄必死之心，将怀擒敌之计。此当固而待之，未得轻而犯也。如逢大敌而必斗也者，彼将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马虽多而众心不一，锋甲虽广而众力不坚，居地无固而粮运不继。卒无攻战之志，旁无车马之援，此可袭而取之。抑又闻之，统戎行师，攻城野战，当须料敌，然后纵兵。夫为将，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亦何虑功不逮，斗不胜哉！”什么样的敌人能打，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用什么样的方式与策略，这都要看不同的情况。所以，了解敌情是决策的基础。“当须料敌，然后纵兵”。不这样，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作为将领，其基本的能力是“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有了这样的能力，取胜自在情理之中。
    三、重视地形、天气等客观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在李靖的思想中，地形与天气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他所认为的必胜之道中，就有“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他认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三势之中，地势占其一。什么是地势呢？“若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地理不能不考虑，地势更不能失。为什么？因为“失地之利，士卒遗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失去了地利，军队就陷入了迷乱疑惑，打败仗就不足为奇了。军队的饿饱劳逸与地利这一因素比起来都是次要的，地利才是真正的宝贝。既然地理是如此重要，就要利用不同的地形来设计破敌：“被此俱利之地，则让而设伏，趋其所爱，而傍袭之；彼此不利之地，则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平易之所，则率骑而与阵；险隘之处，则励步以及徒。”总而言之，“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李靖在这里把地形放在第一位，虚实、变化居其次。这样重视地形，这样以地形为主来考虑战略战术的设计，这在以前的兵书中是从未曾有过的。这应该说是李靖的一大创新。
    四、强调赏罚并重的治军方法。李靖认为：“用兵上神，战贵其速。简练士卒，申明号令，晓其目以麾帜，习其耳以鼓金，严赏罚以戒之，重刍豢以养之”。这就是说，要用赏罚这两种手段来约束激励部队，让士兵既感到罚的威严，又看到赏的希望。赏罚不当必定造成怨声四起，这往往是失败的原因。怎么才能做到赏罚适当呢？就是“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说，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刑赏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故须劝之以重赏，威之以严刑，随时而与之移，因机而与之化，可谓不滥矣。”赏罚不仅要实行，而且还要运用得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果赏罚这两种手段运用得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能赏罚不欺，明于察听，则千里之外，隐微之事，莫不阴变而为忠信。若赏罚直于耳目之前，其不闻见者，谁肯用命哉？故上无疑令，则下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由是言之，则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矣。”赏罚并重历来是中国古代兵家强调的治军方法，但把它看作是“持军之急务”，也就是治理军队最紧要的事情的，李靖是第一人。
    五、强调军队的管理、纪律、人员及武器的配置等。《李卫公兵法》的卷中、卷下主要谈的就是这些问题。例如，他强调“诸每营病儿，各定一官人，令检校煮羹粥养饲，及领将行”。“诸军内不得扇动军士，恐吓队伍，谬作是非，败损营垒”。“诸有人拾得阑物，隐不送虞侯，旁人能纠告者，赏物二十段。知而不纠告者，杖六十，其隐物人斩。”他还创造了各种阵法战术，如七军六花阵、楔形队形、纵队战术、逐次抵抗战术等。这些阵法、战术在中国军事史上往往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