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故事里，将要出现的主题是“遭遇”。
    一个学法律的人在“遭遇”到一桩骇人听闻的事件后，内心隐秘的情结突然被激发出来，震惊之余，他感悟到人生原来并没有一个既定的方位，一切都会因机缘而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化。
    他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黑匣子”，你要小心翼翼地按着，否则，黑匣子一不小心被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这一朴素真理，权当“楔子”，希望它能起到解释“题旨”的作用。
    好奇的朋友，你明白我说了些什么吗？如果还一头雾水，一定要仔细读我的故事！
    这是我听到的最离奇、最骇人听闻的故事——
    一个法理学博士揭秘离奇之遭遇，袒陈灵魂之搏杀。
    “遭遇”还是“规避”，这是个问题。
    …………
    1、发配里尔
    这是一段灰色的时光。
    我被表哥从新加坡带到北京后，开始在北师大读成人学校。也许是觉得我有理由从母亲那儿得到遗传，于是安排我学习文学。
    文学是个什么玩意儿？在我眼里压根就是个不学无术的专业。于是，每回上课我都打瞌睡，一进校园就一副蔫头耷脑的样子。
    除此之外，我对帝都的一切都兴味盎然，仿佛特开眼。不到一学期，表哥发现我对当地事物接受得飞快，不仅说话带上了“儿化音”，脏话还说得倍儿溜，并结交了不少“可疑”的人。见我成天泡吧、上网、打电游，整晚不睡，痞子样渐现，表哥不由双眉紧锁，成天也没个笑脸，弄得跟我亲爹似的。
    在这种情况下，表哥决定把我驱逐出北京，“流放”到加拿大靠近温哥华的一个小镇上。说是在那里继续上大学，事实上是“禁闭”我。
    在那里我也没学好，我的放浪不羁成为全家人最大的心病。
    那年冬天，记得是快过中国年的时候，表哥和我表嫂彤姐去加拿大的小镇上看我，我情真意切、痛哭流涕地向他们提出了要离开加拿大的请求。我说，这地方太冷了，我连秋裤都穿不来的一南方人，哪里经得住这么冻啊？见我这样，表哥表嫂多少有些不忍。
    我们这个家族，关键时刻，多半是我表嫂敢作敢为。表嫂说：“这书也不用读了，读也读不出名堂。去上海工作吧！”那是晚餐时分，房东家餐桌上垂挂的玻璃灯晦明不辨，格外昏黄。表哥吃着饭，抬起头，接了一句：“我来安排——”我没觉得平时表哥对表嫂言听计从，但这次是快速反应，绝对响应。之后替我办理去上海工作的事同样是雷厉风行，毫不含糊。
    我到上海没几天，就被公司派到法国去协办一个商业展览，时间是三个月。我一直认为这次安排是一个计谋，目的是为了冷落我，孤立我，尽可能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系。我初来乍到，法文一窍不通，凭什么派我去法国三个月？那不是发配是什么？对于公司的其他人来说，这或许是一趟美差，但我内心却很抵触。
    不是去巴黎。
    不要一说到法国就联想到巴黎。我去的地方是法国北面的一座老城——里尔（Lille），按当地口音，其实管那地方叫“利勒”更准确，但在中国普遍被翻译成“里尔”。那地方紧挨着比利时，过边界到比利时首都布鲁赛尔只要坐45分钟火车，花9个欧元。后来，我常独自一人在里尔市中心买了车票去布鲁赛尔，在布鲁赛尔市政广场一坐就是一下午。看着那些繁复的积满历史尘埃的古建筑，突然就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临了，我总忘不了折上窄小的石子路，去看一下伫立在巷子一角的撒尿小男孩——小于连成了那三个月我唯一可以亲近的人。
    我说到撒尿小孩于连的雕塑，你可能对那个环境就有些摸得着抓得住的联想了。
    回想起来，我在里尔的三个月是有一些事值得记载的：
    首先，我在那里和Sally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是让Sally充分认识了我）。其次，我和里尔市内“中餐馆”的一双温州姐弟相识，衍生出一段小故事，也可以说是“人生插曲”。最重要的是，我结识了中国留学生“杨”，一位法理专业的博士生，听他口述了一桩离奇的、骇人听闻的案件，这将是《黑麻地少年》要带给你的主要内容。
    我把这些内容分为“我的故事”和“杨的故事”两部分来叙述，两个故事之间互为交错，并行不悖。
    好，背景基本已经交待完了，那就让我们来进入这个故事吧——
    （我的故事）
    我们（公司派出办商业展的一行人）到里尔时已是清晨。从巴黎戴高乐机场坐长途汽车到那儿，一路上我昏昏欲睡，下车时才发现里尔好老，大多数街道还是当年的石子路，是拜伦、雨果、莫扎特踩过的石子。城市睡着，送奶车的司机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里尔市民。
    我们没住酒店，因为时间长，住酒店划不来，于是，主办方介绍我们入住留学生比较集中的那种公寓。租住公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自己做饭。
    公寓很老，老到什么程度，我只需要说一件事你就可以明白，那就是坐电梯抬头可以看见吊索的转盘，吱吱扭扭，似乎随时都在暗示你，这是个绝佳的犯罪现场。即便这样的公寓，租金仍然不菲，大多数留学生还住不起，所以，只要在这幢楼住的留学生，那一定是精英，拿高奖学金的。
    所有人都伙着住，两人或者三人合住。唯有我住单间。也好，刚进公司，和所有人都不熟，住一起很别扭。
    我的屋子虽然很小，离床没多远就是漱洗的瓷盆，但毕竟比较放松。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让我单住，是因为上海人都知道，从国外回来的人忌讳与人合住。我也算国外回来？我不知道公司里的人怎么看我，怎么议论我。
    我和留学生杨在入住这幢公寓的第一时间就认识了。
    当时，同事告诉我，我的行李在底层，让我赶紧去拿。我进了电梯后，看见按纽的指示牌标了一个“G”，应该是指Groungfloor，便经验主义地径直按了“G”。等电梯停稳后，才发现这已经是大楼阴沉沉的地下室。我有点懵，一时不知该去哪。那时，杨阴沉沉地出现在地下室，吓我一跳。他看了我一眼，径直问：“中国人？”
    我点点头。
    “哪儿的？”
    我说：“新加坡……哦不，北京。哦，不是，从上海来的……”我为自己的局促而感到羞耻。
    杨和我一起坐电梯回到了地面一层，见我从同事手里接过行李，脸无表情地问我去几楼？还帮我把行李拿进电梯。上楼的时候，杨说，我们住的这幢公寓一共有四部电梯，每一部电梯都有自己的特殊用途。他说：“……靠左面的那部，双层停，单层不停；靠右的那部单层停，双层不停，而中间的那两部电梯，一部只上到六层，上不了十二层；一部只下到六层，下不到一层——”
    我完全被他说懵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杨把我送到房门口后，说：“我住你楼下，七层。”
    我问：“知道怎么换乘电梯吗？”
    杨随性地说：“我住一年多了。”
    后来，我发现，住这幢楼的人，每天换乘电梯要花好多时间，乘错那是经常的。于是，说谁谁谁今天又捯了几回电梯才终于落到地面，成为每天的重要话题，但杨从来不错，这让我感到好奇，甚至是产生了钦佩。
    杨是学法律的，思维严谨，逻辑清晰，他从不乘错电梯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
    一年前，杨到里尔第一大学攻读法理博士。据杨自己说，在国内他已经当过两年检察官，处理过一些很重要的案子。当时有一个案子还很著名，但那时我还在新加坡，不在国内，所以没有听过。那个案子涉及到18个少年被害——这个数字让我感到震惊，自然就很想知道个究竟。
    以后，我们熟了，就有了这样的机会。
    那天，我和他坐在路边，喝咖啡看街景，杨看着街对面为修路而拉起来的黄色警戒线，说：“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那个案子吗？”他看了下表，估算着有多少时间可以给我。
    我向前欠了欠身子，专心地准备听他开讲……
    （杨的故事）
    我原先住的那个城市在中国的中部，很小，常住居民不到二十万。
    那年，城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批男孩接连失踪，年龄大多在15到20岁之间。起先人们并不太在意，现在的男孩“问题少年”太多了，逃学，出走，不辞而别到南方去打工的事时有发生，没过多久就会有他们的消息，或者干脆就脏兮兮地回家了。做父母的往往对这些“问题少年”无可奈何，时间久了就有点麻痹，听之任之，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再说，我们那里的传统就是那样，对孩子并不像沿海城市那么在乎，觉得没什么金贵的。
    但后来失踪人数陡增，短短八个月时间，警方接到报失竟然多达十多起，这不能不引起警方的警惕。但没有一点迹象能证明这些孩子发生了意外。警方动用了很多人力，但依然查无线索。
    事情的爆发说来也很简单。一天，警局的官方网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帖子，匿名的，说他知道失踪的人都在哪里——城南，黑麻地10号的地底下！
    警局顿时炸窝，出动全部警力直奔黑麻地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