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镇藩是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九一八当夜，旅长王以哲不在北大营，赵镇藩是最高指挥官。
    第七旅是东北军劲旅，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北大营第七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旅，堪称精锐里的精锐，分为三个团6000多人，每个团配有12挺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以及4门平射炮，每个连使用德国步枪120支，每个班一挺轻机枪……士兵没有不识字的，有的是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
    而第七旅驻守的北大营，更是东北军的军事重地，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几乎年年都在北大营举行阅兵活动。
    北大营除了精锐的第七旅，还有中国的第一支坦克部队，拥有12辆坦克。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600名日军的进攻。
    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密集的枪炮声响起。东北军第七旅将士迅速集结，进入阵地，准备抵抗。
    此时，赵镇藩向旅长王以哲汇报，王以哲称要跟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商量商量。
    赵镇藩直接向荣臻请示，荣臻回答“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杀身成仁，为国牺牲！”
    第七旅三个团，619团、621团，因为收到了不抵抗的命令，放下了武器，等着长官去跟日本人交涉，可是日本人根本就没什么交涉，直接冲杀进来。
    不少训练有素的东北军士兵，手中没有武器，甚至没来得及反抗一下，就被刺杀或者打死了。
    两个团一时大乱，向东北方向溃散。
    事实上，之前东北军就已经预料到日本人可能开战，并多次演习，向东山嘴子东大营转移。
    没想到这次日本人的刀架在了脖子上，得到的命令仍然是不抵抗。
    就在619团、621团向东山嘴子撤退的时候。
    620团的团长王铁汉听到枪炮声，已经从奉天城赶回了北大营。
    面对日军的疯狂炮火，王铁汉无法忍受拿着枪等死，命令部队还击突围。
    日军火力很快被压制。
    不抵抗政策，即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窃据东北，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所谓的“消极政策”。
    1931年11月以后，日本拒绝按国联要求退回事变前原地，并意欲夺取扼守入关通道的战略要地锦州。在锦州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反复磋商逾月，蒋介石表示“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张学良也表示“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并前后三次致电南京请示战和决策及寻求援助，但始终不见援助，奉命守备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更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只好放弃抵抗。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后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
    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时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
    赵镇藩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到了9月12日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电告说，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有以下三种。
    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于9月23日致电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说：“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
    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蒋介石在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态度，集中到一点，即是对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主义”。
    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职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
    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的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说是蒋介石于1931年8月16日给张学良的“铣电”。
    材料二：“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大公报》报导：“（赴沈平津记者团廿日来电）记者团二十日下午一点抵皇姑屯，由日记者野口则清取得领事馆许可，方入附属地内，……（日军）进攻西门者，由三经路西侧进攻，城内事先日方已有埋（伏），由便衣队混入内应，击退我国军警，开门放日军入城，……日军在发动之先，连日在北大营附近作战斗演习，形势严重，故驻北大营第七旅早有预备，连日即不在营内居住，由另一营守备，及日兵进攻，团长官命令不准应战，由后门退走，日军赶至，纵火焚烧，驻讲武堂之学生队约两千人，亦向沈海线退去，兵工厂迫击炮厂粮服厂等全被占领，兵工厂所存械弹，传闻足数十师之用，与新式机器全被日军运走，……。”
    材料三：“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晨报》报导：“（本报特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厅厅长荣臻，宪兵司令陈兴亚，参谋次长鲍文樾，于前日由沈阳来平，昨晚十时，车过天津，今晨一时十分抵平，张副司令令汤国桢到站迎接，万福麟、周大文、胡若愚等均到站欢迎，荣等下车后，偕汤国桢等乘汽车赴协和医院谒见副司令，因时间过晚，未与记者发表谈话，闻沈阳等处东北军，自无抵抗撤退后，一部分集中锦州，尚有一部分，现拟集中山海关。……”
    材料四：“SEP241931”（1931年9月24日）《晨报》报导：“（南京二十三日下午六时四十分本报专电）漾（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告国民书，原文如左：日军在东三省暴行发生以后，我全国人民应取之态度，中央已有详切之指示。……今兹事变起后，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于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即撤退，……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根据以上四段材料，可见：
    第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方面，至少是东北方面是采取了不抵抗，而且有明确的“不抵抗主义”的对策，尤其是“材料一”中张学良在9月21日晚接见外国记者团时说的一段话：“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
    第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对策是他自己决定的还是按蒋介石的旨意，现在没有原始材料证明是蒋介石的旨意，过去许多史书说是蒋下令采取“不抵抗主义”，均为人云亦云。张学良承认是他下的命令，他说：“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1996年11月香港同泽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文集》（下卷）附录（二）《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的记录》有一目“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把张的“我下了不抵抗命令”的有关谈话公布了。
    第三，蒋介石要负多少责任呢？至少可以说蒋介石是不主张抵抗的，从“材料四”可以看出当时国民政府的态度是：“对日军避免冲突”，“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从分析角度，张学良的对策是符合蒋介石的宗旨，所以对“九一八”日寇入侵就顺着“不抵抗主义”的思路走下去，结果导致整个东北丢失。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蒋介石出兵抗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足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打电报到南京提出质问、警告的更是像潮水一样。顾维钧说：“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问，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我记得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市商会发给我的电报，对我提出的直接谈判的方针也提出了警告。”
    这时的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宁粤分裂和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头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召开，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作出了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2）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陈布雷在日记中说，蒋介石“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
    会后，蒋介石发表了辞职通电，说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三年来“无日不思竭其愚庸，实现总理之遗教，无负党国之付托”。特别提出：“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昔因顾虑政治中断之危，愿为党国忍垢负责于一时者，将转为同志团结与党国统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日滋无责任之批评。莫衷一是，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他又表态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同日，林森和陈铭枢联名发表就职通电，各地中委纷纷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致闭幕词。蒋、胡、汪三派表面上实现了统一。会上，通过了改组中央常委会、中政会常委会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为中政会常务委员。孙科在闭幕词中讲：这次全会“无论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同志，都相率来京，集合一堂，决定党国今后的方针”。还特别表扬了蒋介石，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结果，我们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也不能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
    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蒋介石在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蒋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