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兼职打字员
    过了春节，春生告别了王大姐，携着新买的打字机回到了长沙机要训练班。这时，班里的第一阶段学习已接近尾声。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政治，具体是忠诚老实方面的内容，既要较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又要做到理论切实联系实际。据说部里还专门派员前往各学员的所在地调查每人的家庭出身、历史及其本人在校表现。调查人员回来后，春生班里就被剔除了三四名学员去长沙地质学校实验室工作。
    在政治学习过程中春生班上还死了一个人，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事情是这样的：政治学习开始不久，一位学员的一只手表不见了。在当时来讲，手表是件十分贵重的物品，整个班开始骚动了。大家都在猜想：谁会做出这样缺德的事呢？可是，谁也不会把怀疑对象跟团支部书记挂起钩来。公安局的侦破小组开头只是怀疑几个贪吃零食的学员，把目标锁在他们几个人身上。后来，经过调查分析，又推翻了原定的假设，开始怀疑团支部书记很有可能作案，并且，慢慢地将目标锁定。这时，他身感不妙，堂堂的团支部书记竟是一个贼。第三天深夜，他独自一人来到四楼的乒乓球室，用乒乓球桌堵住了门，然后悬梁自尽了。
    政治学习结束以后，春生和同学们便进入了紧张的业务学习。春生比其他学员要更忙一些，因为春生还要兼任训练班里的打字工作。学员们在班里开展了比、学、赶、帮、超活动，大家既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又互相赶超，谁也不甘落后。平时，测试、竞赛、考试是家常便饭。有一次，班里举行单项小测验，春生得了4分（满分是5分），怎么也吃不下饭。由于自己努力刻苦地学习，到了毕业时春生被评为班里的“学习积极分子”。
    春生所在的小组一共八个人，除了春生和一位老乡外，其余都是外乡人。他们组里只有一个女的，湖南常德人，大家都称她小文姑娘。原本她已在长沙地质学校读了一个学期的书，这次被抽调到春生班里学习机要译电。她就坐在春生的后面，平时和春生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一天，小文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春生在北京部里学打字时叫王凤淑同志为“王大姐”。于是她就对春生说：“我也比你大，你也叫我一声大姐好不？”
    “你比我才大一个多月，好意思吗？”春生笑着说。
    “大一天也是大。”小文认真地说。
    “那好，我就叫你一声小姐吧！——喂！小姐。”春生微笑着，并看着她。
    “好了，我不理你了。”想不到这句话却把小文惹恼了，她的脸立刻由晴转阴天，并噘起了小嘴，真的好几天不理春生呢。
    过了几天，全班进行练码比赛，春生只得了4分。他整天闷闷不乐，低着头，连话儿也不愿多说，晚上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小文见了，说：“我不生你气了，这下你总该高兴了吧！训练比赛又不是期末考试，值得你这样发愁吗？”几句话说得春生笑了。
    春生组里还有一个来自湘潭地委的小刘，他的家跟刘少奇主席的家仅隔三里之遥，他说话的腔调，跟刘主席差不多。大家十分喜欢他读报时的韵味，小组里学习时，凡是要念什么资料，大家都让他读。毕业之后，小刘仍然回到湘潭地委工作。
    8毕业回京城
    毕业之后，整个班的学员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春生和其他两位同学被分配到部办公厅机要科，算是最幸运的，因为连他们的老师都被分配到了大西北。一直和春生在一起的小单，这次被分配到江西乐平县的一个矿上，其他的老乡被分到湖南中南矿冶公司去了。原来湖南各地委派来参加学习的同志仍然回到了原工作单位。春生的同学小文姑娘被分到青海西宁市的一个工厂，她和春生一起来到北京，然后再去西宁。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春生要去北京新站取行李，小文知道了，说：“我也去。”
    “行！那我们一起去。”
    小文呆在北京的两、三天里，白天一步也不肯离开春生，春生到那里她跟到那里。当春生送她上火车时见她的眼圈都红了。这使春生回想起在长沙与她相处的日子里，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可以看出她对春生有那么点意思。可是春生当时还年轻，没有很好理解小文姑娘的心。她去西宁后，开始时和春生通信还比较频繁，后来就慢慢地疏远了。再后来，小文就和她单位里的同行王老茂结为夫妻了。
    当春生第二次回到机要科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办公室增多了，人员由原来的三人增加到七人。机要科的工作紧张而有序，每人的工作既有明确的分工，但是分工不分家，大家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许多人利用晚上和早上上班前的时间进行业务学习。当然春生也不甘落后，有时早晨四点钟就到达办公室开始业务学习。
    在这里工作最大特点是保密性特别强。凡是机密的文件、资料以及涉及到机密的其他东西规定不能放在口袋里或抽屉里，一定要放到保密柜里或保险柜里。在办公室里，什么机密的的话也可以说。但一跨出办公室的门，只能讲一些诸如“今天天气怎么样”“你生活愉快吗”之类的话，半句也不能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严格做到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并规定非机要人员不得进入办公室，即使是妻子或者父母也不能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废纸及没有用的资料也不能随便扔掉，规定由两人签字然后拿到地下室烧毁，烧毁后的灰也要设法捣碎，以免留下蛛丝马迹。王大姐说：“以前对机要人员要求更严格，写信得先交领导审查然后才能寄出去。谈恋爱也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基本上是“配给制”，要双方同是机要人员，这样有利工作，不会失密。当然男女得双方自愿。”
    她和她的爱人的结合，是典型的“配给制”。
    到了第二年，从上海招来十二名青年到部里工作，只有两名男的，其余都是女的。他们一有空就聚在一起谈天，他们不讲普通话而仍然讲上海土话，只听见他们“阿啦”“阿啦”的，也不知说些什么。他们当中有一个C姑娘，人很活泼，又长得漂亮，被分在打字室里工作。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春生和她很快就认识了，并互相越来越熟悉，终于成了比较要好的同事。春生和她经常在一起看电影、看电视，一起聊天，有时候一起出去玩。一次，春生他们在部里四楼看电视，中途她说口渴要喝开水，就和春生一起来到春生住的二楼办公室里。她喝完开水后对春生说：“电视没什么看头，我们还是坐这里说说话吧！”
    “那也好。”春生就和她坐在办公室里谈各自在学校里读书的情况。突然，小王到办公室里有事，见他们在聊天也没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几天，科长却要春生检查那天晚上的事，说不该将非机要人员带入机要室，还问春生是否和C姑娘在谈恋爱。春生和她只不过比别人要好一些罢了，同事中的确有一些风言风语，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但从心底里说，春生是很喜欢她的。
    一天，二机部办公厅的丁主任把春生叫去，说：“春生，这里有两只痰盂，种上白菜可以吗？”
    “行，试试看。”春生答应道。
    “那好，咱们俩一起种白菜。”于是春生到外面装了满满的两痰盂肥土，下了种子，浇上水，放在丁主任办公室朝南的窗台上。
    过了几日，菜苗长出来了，春生经常给它浇水、拔草、间苗，小白菜慢慢地长高了，最后每只痰盂只留下两颗最大的。丁主任一有空就去看白菜。后来白菜长大了，四颗白菜足有两斤重，看他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9和蔼的部长
    二机部当时的部长叫宋任穷，是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上将军衔。他见到春生这几个小鬼也爱和他们开个玩笑，说：“怎么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你别看他是个高级将领，说话却十分幽默。一次，他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时说：“我叫宋任穷，后面带有个”穷”字，我们二机部也很穷啊！不过穷则思变，只要我们大伙拧成一股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改变这穷的面貌！”
    业务副部长钱三强，公开的身份是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有事才来部里上班，只见他身着笔挺的西装，脚穿铮亮的皮鞋，留一头乌黑的头发，完全是一副学者的气派。他走起路来很有节奏，发出“咯吱-咯吱-咯吱-咕”的响声，当“咕”的响声发出时，他稍作停顿，用右手往后摞一下头发，他仿佛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你见了他，叫他一声“钱部长”，他只“嗯”的一声，算是对你的回答。
    部长助理何克希十分随和，他常常问春生：“饭能不能吃饱？你们当中有没有浮肿的？”晚上还来到春生住的宿舍，看春生他们睡着没有，有时见春生他们没有睡着，就说：“睡不着躺着也好，躺着可以闭目养神。”因为当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营养差，许多人出现了浮肿。一天，何助理在秘书处说：“今天才26日，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从明天起每天吃两餐。”就连他家粮食也如此困难。
    春生刚到部里时住在九楼，中午休息时电梯是不开的，春生懒得上去，就在斜对面的部长办公室里休息。办公室里电风扇定时一搞，凉风徐徐吹来，十分凉爽，春生一会儿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一次，上班铃声也没听着，部长来了见春生还在呼呼大睡，轻轻地捏着春生的鼻子笑着说：“小鬼，还不起来。”春生睁开眼，一见是部长，红着脸连忙上班去了。
    一天，轮到春生值夜班。傍晚时收到一份中央文件，是特急绝密。收件人是宋任穷，按规定得在当天将文件送到收件人手里。春生马上拨通了宋部长家中的电话，可是宋部长到国务院开会去了。于是春生先通知车库准备好一辆小车送文件用，然后耐心地等着部长回来。到了晚上十一点半，春生又去电话询问，还是没回来。又过了近一个小时，当春生再次拨通电话时，对方告诉春生刚回来。春生立刻按规定装好文件，拿了签字本来到楼下，司机将春生送到部长家门口，说：“你自己上去吧，部长就住在二楼左面，我在下面等你。”春生来到部长家里，他的夫人钟阿姨告诉春生，部长正在洗澡，你先在客厅等他。部长家比较简朴，只有两间卧室、一个客厅、一间厨房和一个洗手间。而所谓的客厅，只不过是间十来个平方的普通房间，陈设也十分简单：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一台收音机，还有一对沙发。这时，部长从浴室出来了，春生连忙迎上去：“宋部长，文件。”说着递上文件袋和签字本。他签了字，收了文件，将签字本和文件袋还给春生，问道：“小鬼，你是骑车来的还是坐公共汽车来的？”
    “不，是部里的车把我送来的。”
    “那车子呢？”
    “就在下面，宋部长，我走了。”
    他把春生送到门口，问道：“怕吗？”
    “不怕，宋部长再见！”说着春生很快来到停汽车的地方，钻进了小汽车。
    10主席亲批示
    一九五九年六月苏共中央致信函中共中央，赫鲁晓夫集团借口以苏联、美国、英国正在日内瓦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和苏美两国政府首脑将要举行会谈为理由，拒绝按协议规定时间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在宋任穷部长主持下，部党组开会对苏共中央来信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个信号，局势将要发生变化。宋任穷部长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要有应变的准备。”会后，宋任穷部长将党组会议的分析研究和拟应对的措施，向聂荣臻副总理写了报告。聂总说：“苏联不给，我们自己搞。”后来，周总理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前苏联头子赫鲁晓夫正式单方面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了全部援助专家。光二机部系统就有两千多人，不仅撤走人，还带走了图纸、资料，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蒙受了很大损失。
    二机部党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起草一个文件，下发到二机部下属的各单位，以此来统一全系统干部、职工的思想，动员干部和群众，发愤图强，埋头苦干，把全部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部党组在宋任穷部长的主持下，专门召开了党组成员会议，展开了集体讨论，集体定下了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和口径，苏联专家走了，我们就自己搞，照样能把原子弹造出来。接着，并进行具体分工，分别由党组成员执笔，每人写一个方面。当时的成员有宋任穷、刘杰、刘伟、袁成隆、雷荣天、张献金、何克希。文件起草完毕后交给机要科，机要科安排春生打这个文件，并嘱咐说：“这个文件要送给党中央、毛主席看的，你务必要认真打好，决不能打错。”其实，这完全是一份草稿，文件是由部党组成员每人起草的，用的笔又各不相同：有用毛笔写的，有用钢笔写的，有用铅笔写的，还有用红蓝铅笔写的。且每人的字体又不同，字迹又较潦草，春生很多字看不清，不认识，他只好一趟又一趟跑去问他们。当时用的是机械中文打字机，打起字来绝没有现在的电脑方便，要是打错了，得用修正液改正，修正液用过的地方，印起来的文件有个影，且不好看，又不美观。春生接受任务后，觉得很光荣，心里美滋滋的。他心里想，这是送给党中央、毛主席看的，决不能打错啊。春生认认真真地打着，这个文件并不长，只有三千多字，但春生整整打了一个上午。春生把文件打好之后，又仔细地校对了好几遍，才拿到打字室去油印。印好后又挑了一份最清楚的由部里的机要通讯员送往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二天，主席看了文件后，在最后的空页上批示：“看了，很好，谢谢。毛泽东”春生听了传达，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接着，春生和其他译电员一起将这个文件用电报的形式发往二机部所属的各单位。
    11多次见首长
    在北京工作最使人难忘的是能经常去参加欢迎外宾活动，这样就有机会见到许多中央首长。因为当时兴盛群众夹道欢迎或者组织群众去机场迎接外宾。
    三年中，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中央首长基本上都见到了，有的是见到多次。见到最多的要算周总理、陈毅外长了。
    记得有一次，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到我国访问，春生、小王和其他欢迎人员一起来到指定的地方，在马路边排成四行一溜长龙。因为春生个儿长得比较矮，排在最前排，叫做“尖兵”，负责给首长献花。春生排在那里等啊等，约莫等了一个小时，马路两边的广播喇叭里播出了迎宾曲，排在春生后边的老赵告诉春生，外宾马上就要到了。他的话音刚落，两位武警战士驾着两辆摩托车过来了，每辆摩托车上插着两面旗帜：一面是我国国旗，另一面是几内亚国旗。须臾，老赵大着嗓门说：“来了，来了，你们看，那不是总理吗？”春生他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武警战士齐刷刷地驾着六辆摩托车在前面开道，后面紧跟着是好几辆敝蓬车。第一辆车上并排站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第二辆车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几内亚贵宾；第三辆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第四辆车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每辆敝蓬车都有四位武警驾着摩托车加以护卫。虽然这些车开得很慢，但是春生还是嫌它太快了。因为春生是第一次见到中央首长，多么想让首长在春生面前多停一会儿，让大家多看一眼。
    春生一回到办公室，就马上给家人或亲友写信，告诉他们见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让亲友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
    第二次是去夹道欢迎来我国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奈温。大家乘部里的大轿车来到西单，他们的位置是在中央民族文化宫对面的马路边。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广播里播出通知：贵宾马上就要过来了，请大家站好队。接着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迎宾曲。不一会儿，只见车队缓缓地开过来了。第一辆敝蓬车上并排站着周总理和奈温总理，周总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亲切地向大家频频招手。在第二辆及后面的车上有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陈毅外长、罗瑞卿副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首长。虽然天下着毛毛细雨，但首长们并不在意。欢迎仪式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去。天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春生和单位里的C姑娘两人合一把伞一路同行。春生这是第一次和大姑娘挨得这么近，紧张得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只怕小C把衣服打湿了，因此拼命地把伞子往小C那边挪，而小C呢，确像个小猫似的躲在春生的怀里，使春生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然而当春生回到宿舍后，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总理从首都机场到钓鱼台的国宾馆，这么长的路怎么会不打湿呢？
    还有一次，春生去人民大会堂听贺龙元帅作访问朝鲜报告。春生大约等了五十分钟，周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等中央首长，还有朝鲜驻我国的大使，上台就坐。春生坐在第十二排，离开主席台比较近，看得比较清楚。这时，会议开始了。主持人告诉大家：贺龙元帅因身体欠佳，不能出席今天的会议，由访问团的副团长罗瑞卿同志作访问朝鲜的报告。话毕，台上、台下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罗瑞卿总长从开始报告到结束大约用了五十分钟，其间，一位身穿白衬衫、下着蓝裙子的女服务员分别给总理、罗总长和朝鲜驻华大使送了三次茶。只见她双手虔诚地捧着茶托，面带笑容来到总理和罗总长面前，将热茶轻轻地放到他们的座位上，然后退了几步才转身离开。报告结束后，主持人宣布散会，可是，大家还是坐着一动不动，春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跟着大伙坐在那里不走。这时，一位同事见春生迟疑，告诉春生：“别急，周总理肯定会出来和大家再见的。”他的话音刚落，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真的来到台前和大家再次挥手告别。
    12动员下农村
    时间推移到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各中央机关开始精简下放。春生几乎是天天开会，部里刚开过动员会，办公厅又把大家集中起来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加深理解。办公厅的丁主任对大家说：“现在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公厅编制是一百多人，现在已经增加到四百多人。因此，我们要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多余的人员嘛去支援农业。”丁主任喝了几口茶接着说：“我们大家应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首先我们拟将一批能较好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党员干部下放到地方，帮助地方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第二步是将人员直接下放农村，支援农业第一线。”紧接着春生所在的秘书处又安排时间让大家学文件，联系自己思想谈认识、讲体会。
    第一批到地方下基层的人员还是幸运的，他们只是调换了工作岗位，工资等劳保福利不变。到了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开始动员第二批精简下放人员。除了开会学习文件外，每人还要写决心书，以表示自己的态度。但也有个别的人心口不一。在众人面前表了态，并写了决心书，调子很高，但事后又找到领导，说自己这有病，那有病，这有困难，那有困难，要求领导予以照顾。而当时的春生正在部所属的绿化队下放劳动，据队里的人说，明年全部人员要下放到农村。春生想，在那里种田还不如回家种田好，于是春生也写了决心书，想不到过了一个多月部机关党委就批下来了，同时被批下来的还有其他三人。一天，部机关人事处通知春生去谈话。和春生谈话的是一位胖胖的刚从冶金部调来的女处长，她戴着眼镜坐在藤椅上，态度十分和蔼。她让春生坐下，并给春生倒了一杯开水。然后亲切地说：“春生，难道你只有走不可以留吗？你走有哪些有利条件？”春生一听，心里觉得奇怪：机关党委批准我下放，可是这位处长却要我留下，这是怎么回事？春生又想：“既然已经批准，怎么好意思留下呢？”于是春生爽朗地说：“我家中有三间楼房（其实三间楼房早已被拆），还有一位亲姑妈。”她见春生态度坚决，不再挽留，说：“那好，你去财务科去领差旅费和下放费。”说着递给春生一张批条。春生拿着批条怀着矛盾的心情来到财务科。
    在离开首都北京的前一天，春生特地乘公交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春生数着广场的方格来回不断地走，来到人民大会堂门前，望着石柱子发呆；然后春生又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望着微笑的毛主席像，看了又看；望着高大的天安门城楼，心里想：哪年哪月我才能再睹您的尊容！想不到时隔四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春生又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一九九八年暑期，春生再一次来到首都北京旅游，并参加了天安门庄严的升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