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传奇《告御状》自序
    二零零四年春，我受友人委托，着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平阳奇冤》。零五年秋此书脱稿，同年底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周瑞金(皇甫平)先生，和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刘际潘先生，热情洋溢地为拙著写了序言。因为他二人都是温州平阳人，而《平阳奇冤》这部小说，写的正是清嘉庆年间，发生在他们家乡一件真人真事的大冤案。周瑞金先生的序言《观今宜鉴古》，刊登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文汇报》。
    小说出版后，我即产生把它改编成电视剧的想法。加上书中主人翁庄以莅、林钟英的后人也有这一愿望，于是，我于二零零六年春着手创作三十集电视剧《平阳奇冤》的文学剧本。
    期间，温州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曾有意与我签约，但当时上面要减少清廷戏，因此我这并不属于“清廷戏”的本子，使投资方顾虑，合作最终搁浅。
    二零一三年，北京东方明星影业有限公司欲与我合作签约，拍摄制作这部电视剧，并被国家广电总局通过审批公示，因投资方资金问题此事未能如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感到我书中的历史人物庄以莅舍身反贪、林钟英进京告御状事迹极具历史价值。他们为追求真理、正义，不畏强暴，不怕艰险的精神，不仅没被岁月冲淡，越发闪现出民间正义可贵的光辉。
    封建皇权和官场玩弄权法，草菅人命，营私枉法的落后、黑暗本质，至今仍有极大的迷惑性。我们从社会上众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人们对封建皇室集权的追捧和美化。
    而文学的本质，应该颂扬真善美，揭露、鞭挞假丑恶。
    当然，无论是《平阳奇冤》长篇小说，还是三十集的电视剧本，现在回顾，都有不足和遗憾。小说过于单薄，剧本难以普及。于是我决定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创作《告御状》这部历史传奇。
    《告御状》以小人物的不幸命运为主线，复活历史案件。塑造林钟英、庄以莅、许鸿志等一批来自民间普通人物的艺术形象。力求对环境、事件、气氛，在细节安排、心理把握、语言运用上，符合历史真实和特定身分。通过可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展现当时的社会画面。
    《告御状》对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尊重历史。本人查阅了《平阳县志》、《温州府志》、《清史稿》、《大清刑律》等大量史料，又在网上竭力发掘与那个时代和事件有关的人物、史料、掌故和风土民情，从中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进行梳理、筛选，进行创作，整部小说素材，都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据。同时依循文学基本规律和表现手法，对人物、情节进行艺术处理。如书中的“散氏盘”、“如是砚”、“嘉庆罪已诏”、“清安泰奏折”、“庄以莅上阿林保书”、“林钟英诉状”等文字，以及陈默、许雪梅、徐秤砣等人物情节，进行文学艺术创作。这些情节与人物的设置，都是按逻辑的“必然趋势”而伸展，再现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使人物性格更为丰满，典型环境也更为可信。
    史实是土地，文学是花木。没有花木，史实便成为干枯的荒漠。合情合理的运用史实资料，进行文化艺术创作的作品，和历史真实自有一种精神上、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只有这样，作品的悬念、故事、细节，才能跳跃出、闪现出历史人物的性灵。
    《告御状》放弃了就冤案写冤案的一般手法，重点“写官场”。因为一切冤案的成因，都是官府处理问题不当和社会不公造成。官场在处理案件上的明争暗斗，都与他们本身利益紧密相连。也只有写官场，才能把所有事件联系在一起。由于此案是嘉庆皇帝亲自过问处理的，这就特别发人深省。
    作品能否淋漓尽致把封建社会的官场黑暗、吏治腐败，表现得合情合理，就必须客观理性，而不能以主观感性的个人好恶情绪，来决定创作目的和理念。
    阿林保、清安泰、百龄这些史实人物，原本都是有作为的人物，也想做利国利民的事，并非全是贪赃无能之辈。只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体制下，当个人理想抱负与现实利益相碰撞，他们便必然会以现实的官场利害关系来衡量得失，来取舍自己的行动方略。这种“被迫徇私”的无奈与相互推诿，在封建体制下是那么“合情合理”。这正是“人治”与“法治”的矛盾冲突和区别，任人唯亲，弹性执法，是封建体制无法避免的弊端。
    以皇权利益为宗旨的反腐反贪，最终必然服从于皇权的需要，平冤狱也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原则。从根本上说，不改变官场的制度性腐败，就不可能制止腐败，也不可能彻底平反冤假错案。
    官场吏治腐败，是酿成“平阳奇冤”的根本原因，千难万险找皇帝“告御状”成功了，最高权力却无法彻底纠正奇冤，深化了小说的思想性与现实意义，提升了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作品真实地再现林钟英、庄以莅、许鸿志等普通人物不畏强暴，反贪反脏的历史事迹，使事件情节和人物命运，充满真实感、沧桑感、凝重感，更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认识价值。
    希望本书能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法理风情，有一定的揭示和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