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里端着水杯，在家里的电脑前坐下来。他今天想就媒体上有关香港海关在一名日本遊客的身上搜出手枪的报导，写一篇关于日本特工的间谍活动与战爭准备的情报分析。事前他还查看了一些历史资料和互联网上有关的文章(并引用了这些文章的资料)，题目是<<牢记历史教训，力打日谍活动>>。他写下的要点如下：
    日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有一‧二七亿；在领土上却是个中等国，陆地面积只有三十七‧八万平方公里，比我国三十九‧四万平方公里的云南省还要小；在资源上更是个小国，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资源需要进口，而且又局限在几个孤立的岛屿上，自古以来天灾频繁。马克思曾说：“自然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不同的自然条件決定了各个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本的这种先天性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这个民族和国家必须依赖本土以外的资源才能存在和发展。于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在主观发展愿望与客观发展条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铸造了这个民族与国家必然的“向外扩张“的普遍心理和富于侵略性的民族属性，著名的历史学家房龙便称日本为“野心勃勃的岛国”。和平的扩张叫做发展(日本人民大多数都是热爱和平的)，武力的扩张就是侵略。当民主力量主政时，这样的民族属性就是和平发展；但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一旦上台，这种民族属性就立即变为武力扩张，十九世纪时的日本就提出了<<征清论>>和<<征韩论>>，武力出征韩国和大清中国成为当时的主导性国策，所导致的对外侵略战争延绵了整整一个世纪。
    房龙还说：“日本人的早期文明事实上是中国文明的延伸。可以说，日本人的一切都有中国的影子”。中国是与日本距离最近的大陆国家，具有广濶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自然成为日本觊觎的主要目标。当中国先进强大时，便成为日本学习的对象；当中国积弱之后，便又成为其侵略的对象。因此不论是地理上还是历史上，日本必然成为中国最麻烦的邻居，与中国发生最复杂的关係；事实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这个“野心勃勃的岛国“一直以来都对中国构成了最严重的安全威胁，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安全隐患，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清醒认识。在当前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上台的形势下，中日在钓魚岛和东海上的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日本的基本国情和民族属性决定的，是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历史斗争的延续。
    在二战前，日本侵略的目标是陆地，在现今的全球化时代又把覬觎的目标转向了海洋；改革开放后，中国崛起了，日本便一方面联合美国来遏制中国，一方面希望中美两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是新形势下新的斗争特点。
    中日在历史上曾发生六次战爭。(以下资料引自互联网)
    第一次战爭发生在公元六六三年八月，唐高宗与新罗国族合抵抗百济国与倭国的侵略，在白江口之战中以一百七十艘战船橫掃后者四百多艘战船，百济亡国。
    第二、三次战爭发生在公元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初時，元帝忽必烈因日本拒絕朝貢而下令九百艘船东征，不幸突降暴風雨損失慘重无功撤退。继而忽必烈因日方斩杀元使，揮兵十万东征，又遇到強台风，元军慘敗，军士溺死者如麻，三万人被俘，僅三人逃归。
    第四次战爭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出兵朝鮮企图侵略中国，公元一五九二年倭寇敗於朝鮮李舜臣与大明李如松的联军；一五九七年复败於稷山与鳴梁海；丰臣秀吉活活气死。
    第五次战爭爆发於一八九四年七月，日本在黃海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九月，日本舰队在鴨綠江大东沟突袭中国北洋舰队，当时清廷海军无论数量、质素都优于日本，但因政治腐敗与军机洩露，北洋舰队全军覆沒。于是，清廷同日本簽訂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約，割让辽东半島、台湾和澎湖列島，賠赏军费兩亿兩白銀，还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第六次战爭，從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为止，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多万人，損失財产达五千六百亿美元。
    综观这六次中日战爭，在近现代的两次交战中，日方之所以得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日方注重谍报工作的结果。据历史学家考证，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已积极开始在日本和中国設立情报机构，训练人才，以备来日侵略中国之用。日本設立这些机构多由日本參谋部直接指挥或派员主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为止，前后历时七十多年。
    日本对中国领土野心蓄謀已久，其初期对华情报工作，仅在搜集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山东半岛的地形、气候、物产、军备及风俗习惯等情況。一八七一年三月，日皇参议江藤新平提出「对外政策意見书」，建议日本政府尽快派遣情报人員，潜入中国重要地区搜集有利日本的各项情报，一俟時机成熟，可立即发动对华战爭。江藤新平的〝征清论〞，曾获得陆军大将西乡隆盛、外相福岛种臣和伯爵板垣退助等军政要员的积极支持。
    一八七二年八月，西乡隆盛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陆军大尉武市正千及外务省官员彭城丑平等三人，俘裝成中国商人潜入中国东北地区活动，主要调查当地各方面情报，同时也兼搜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活动情报。他们先到达上海，然后经山东烟台，转往辽宁营口，再经營口前往沈阳，一直秘密活动到一八七三年四月始返回东京复命。他们将在中国所見所得呈报日皇，说中国现已积弱不堪，认为数年之间即将土崩瓦解，目前乃日本解決朝鮮问题征服中国的最佳时机。
    西乡隆盛於一八七三年，再派海军少佐桦山资紀（伯爵、后晋升为海军大將、参谋本部军令部部長、第一任台湾总督）、海军文官儿玉利国秘密深入中国南部搜集情报，同时又令陆军少佐福島九成转任日本驻廈门领事，负责中国南方及台湾情报工作。一八七七年日本陆军参谋局派遣常驻中国的陆军中尉岛弘毅，以旅行为名徒步勘察中国东北情況，返回东京复命后，改正了日本以前所绘中国军用地图中的若干错误。
    一八七九年及一八八○年之间，日本参谋部派遣志水直大尉等几名军官，常驻中国各地调查军备和地志。其间桂太郎中佐和小三又次少佐，都曾到中国进行侦察，回国后提出〝对清战爭方案〞调查报告等文件，由参谋本部部長山县有朋呈报日皇，建议日本政府加紧扩军备战。
    一八八一年，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尾（木尾）山鼎介，以旅行名义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进行长途侦察。他从北京出发，经河北至榆奂越过长城进入东北，到达金州后继续北上，经营口从海路前往山东烟台，北上河北回到北京，历时三个多月。他对沿途城镇的戶口、桥樑、山川、河流、交通、资源、武备，作了详細记彔，特別对河流的宽窄、緩急、深浅以及河床的软硬，可通渡船的大小，都予以精確分析和记载。
    自一八八二年起，日本开始有組织地训练对华谍报人员，搜集中国各项有用情报，鼓吹侵略中国的极端份子佐佐友房，在日创办〝济济穔滨〞学校，训练派往中国的间谍，其中成绩最佳者为宗方小太郎。一八八四年，佐佐友房偕同其高足宗方小太郎，前往上海活动。宗方以后又以学生身份，遊历东北、华北等地搜集中国地方情报。一八八七年七月六日，宗方小太郎擬前往中国通州、薊州、玉田、临榆、沈阳、辽阳，金州、旅順、海城、牛莊等地活动，历時約三個月，日本駐华代理公使尾山鼎介特向总理衙门申请发給宗方小太郎旅遊护照。总理衙门遂咨请北洋大臣李鴻章照章办理。一八八六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陆军中尉荒尾精，以平民身份赴华中建立情报网。他在汉口租赁一民房开设〝乐善堂〞汉口分店，经营大学眼药水、书籍、杂货买卖，在华招募日本浪人，开展有組织、有計划的情报活动。荒尾精还在上海、長沙、重庆、天津和北京等地设立〝乐善堂〞支部。各支部均有专人负责，北京支部由宗方小太郎主持。各支部负责搜集当地士紳、政、商、学、秘密社会团体人物详情，以及有关当地的军事、经济情报。
    荒尾精还奉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在中国设立〝日清（中国）贸易研究所〞，在华搜集情报、培养在华间谍。这个研究所於一八九○年九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成立，荒尾精任所长。第一屆招收日本学生一五○人，分三班教学，宗方小太郎等三人分任各班干事。研究所全部课程，只有中文、英文和中国问题研究，主要目的在教导学生如何窃取中国情报。一八九四年六月甲午战爭爆发前夕，根津一命令研究所七十多名学生，畄发結辮或易穿僧服，分赴北京、天津、煙台、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台湾等地活动。甲午战爭开始后，荒尾精命令研究所全体学生，隨军任中文翻译或潜入中国军事要地，进行间谍活动。甲午战爭前后，中国小学及各省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多聘有日本教員，教授体育、理工、化学、生物、測绘等学科。这些日本教員也兼负当地情报工作。当时整个中国尚沒有防谍保密的认识，日谍可以橫行无阻，重要机密严重外泄，难逃割地赔款的劫难。
    甲午战爭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長、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係当时日本侵华情报首脑，指挥已在华工作的佐佐友房和荒尾精，並令他们定期向他汇报在华情报。一八八七年左右，川上操六曾指派多名军事情报官在华活动，派陆军中佐山木清坚、陆军大尉藤井茂太前往中国东北侦察日军在渤海湾最适宜的登陆地点。一八八五年四月中日谈判「天津条約」时，海军大尉并文炳曾为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的隨员，次年奉川上操六之命，化名积参助以书商身份常驻中国，在天津城外直隶总督衙门附近开设书店对外活动，並潜入威海炮台观察，绘制战略地图。
    日本駐华武官海军大尉瀧川具（化名堤吉虎、人称虎公）、海军少佐井上秀夫，多次裝扮成中国商人或苦力，前往渤海湾探測航道，同时日本參谋本部陆年少佐神尾光臣亦奉命前往塘沽秘密工作，他又派专习中文的日本学生东敬名，先后在北京、天津、营口、沈阳及手古塔等地活动，因其行动詭秘，一度曾被当地中国驻军拘捕。
    甲午战爭期间，隨日军在华作战的少数日本情报间谍人員，如出身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山崎羔三郎、藤崎秀、钟崎三郎在金州被中国军队逮捕后立即被处決，向野坚一被捕后乘机逃脫。
    甲午战爭一役以一八九五年三月中国战败告終，清朝旨派李鴻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李鴻章於三月二十日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谈判中日和約。其间李鴻章与总理衙门往来的一切密电，均被日本破译，日本完全洞悉中国決策，谈判已失去作用，只有簽投降条約一途。
    三十年代的中日战爭，日方更是重视对华的谍报工作，并早已派出特工全面渗透中方的政、军、经、文的各个阶层，为全面侵华做准备，如川岛芳子和被处決的黃秋岳父子等便是昭著者。(以上资料引自互联网)
    “两军交战，谍报先行“是日方的惯招，在当代也不例外。隨着改革开放，日资企业大举来华，也为日方特工的全面渗透提供了条件。可以肯定的是，日方的狼子野心不会了，其对华的谍报工作也不会止，日本成为在华间谍数量数一数二的国家，证据是：去年冬，日本防卫厅国际情报部部长曾公开宣称，日本已在中国大陆佈置了卓有成效的间谍网，以致于中国海军每一艘军艦的剖面图都能搞到手；前些日子，日本有现役军官叫囂：兩小时內消灭中国海军，三天灭亡中国。他们如此口出狂言，除了狂妄自大以外，便是他们手中的间谍网。如果将这些只视为是空洞的恐吓，那就太天真了，从历史到现状，我们不能不信，也不应不信，我们不怕恐吓，但也不会愚蠢到“防人之心“也沒有。因此加强打击潜伏的日谍是当前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的无所作为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例如近年有兩个日本间谍在河北省活动时被群众当场抓住，讵料有关部门不经审讯就宽大释放；在香港也出现了有关部门对携枪入境的日本特务网开一面的情况，有消息说日本防卫厅与外务省的特务甚至公然以香港为基地，对內地许多省市組织与经营情报网。
    为避免重蹈一百二十年前甲午战爭的覆辙，抓紧肃清日谍的工作刻不容缓。对此苏里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