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农民，只因早年参军于京师仪仗，退役后才有机会进城从警，然，一晃悠，几十年往矣。写作，我本是个门外汉，若以文凭论水平，仅能写一篇日记或者说写一篇侦破报告，只所以硬撑着写作那都是因为少年时的作家梦。
    很难准确地说少年时的哪一年想写一部书，那时认为能写一部书就是一个作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我那个穷乡僻壤的十里山冲还没有学校，借一间民房，一个老师教10来个男孩子[无一是女孩子]，这便使我有幸读书了，那年我八岁，而且人好蠢。我好就好在比那些不愿读书宁愿放牛打死也不去学校的孩子强了那么一点点。记得上数学课后做作业，1十1二2，可我做不了这题，就变成了：1十1二11，第二天老师说，你这题虽然是做错了，但对于这两个“1”不离不弃，还并排竖在一起，实属可贵。这老师当时是鼓励我还是嘲讽我，不得而知。但那会儿，我认定了老师是喜欢我是鼓励我，否则，我不会在后来的几年里在正规化的学校[注：小学四年级后要到10多里地的镇上学校就读，住宿，仅星期六回家住一晚，星期天下午拿一竹筒咸菜和一小袋大米返校]里读书，我的学习成绩还有我的“不离不弃”一并名列前茅。
    儿时读书，在我的记忆里，父辈们大多数也只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识自己的名字能记个日子开销账，过春节时能写个门对联，还有啊，进城不会迷路；而我的父亲则希望我读书，长大后能做官，真不行，那怕能做一个兽医也是好的。那时村子里有一人在镇政府做事[当炊事员]拿工资，每次回来总会带上一两斤猪肉孝敬他的父母，这叫我父亲羡慕不已。那时村子里有几个能识字记账的均是解放后文化扫盲班的成绩；真读了书的人，文化高一点的有两人，一人叫家文，当过国民党时期的保长[那时称为伪保长]，他在沙洋农场没回来；一人叫国友，写一手好毛笔字。春节时，村子里家家户户写门对联，全是他给包了[当然，也不收一分钱]，他收获的是一片敬佩的目光。
    尽管如此，我们那个小山村里还谈不上有什么人与文学有缘，而我更不知道什么叫文学，因为没有一家能有藏书给人阅读。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文学时，得到的回答一定不是散文小说与诗歌等。房下的一个叔叔则说：文学是什么？是少女，后来变成媳妇，再后来熬成婆。
    我最早读到的一本书是连环画，又叫图书，如今叫小人书，书名是《台湾五月夜》，内容讲的是一个姑娘在大街上被几个国民党士兵给强暴了。我真正读到的一本文学书藉，则是方志敏烈士写的《可爱的中国/》，第二本还是他写的，叫《狱中纪实》；再后来当我进入中学时，又读了《烈火金刚》，《风雨桐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芦荡火种》……我三五天读一本，不下二百本，尤其是读《青春之歌》叫我激动不已，热血沸腾，直恨自己生错了年代，要不然的话，自己也会像卢小川一样参加革命，也找一个林道静做自己的女朋友。
    这读书看小说算是爱上了，上隐了。时间长了，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名著也知道了一点什么叫文学。然而，我想写一本书的思想萌芽却最早来源于读六年级上学期的一篇作文。作文的命题是《种南瓜》，班主任蔡安老师给我的《种南瓜》评分是85，并拿来在班上宣读。此事过了一个月后，他又将此篇《种南瓜》改为90分[最高分是100分]。到这时，我心里竟洋洋得意地认为我是个写文章的料子。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我把我的家境写了一首诗放在作文里给老师看，诗说：
    “祖辈世住大山冲，忘不了这会儿家里穷。打箍的水缸半缸水，饭桌一张烧了个洞。最耐用的是雕花床，可没四人搬不动。以上几件不是宝，件件都比爷爷老。若问它们从何来，上上个世纪谁知道？”
    作文交上去后，老师没给评语，我不服还有气，于是我写了一首诗放在作文里要气一气老师，诗说：
    我走出大山冲，小泥腿子捧书拜孔孟。不巴望书中有幢黄金屋，还真盼红楼的黛玉喊老公。我小学快读完，眼看就要上三中。学到的知识一半吐了，一半还老师，到头来仍是腹中空。”
    这诗交上去后，凡是教过我的课的老师，还真是被我这首歪诗气了个歪歪。气吧，我要走了要进中学读书了。
    读中学我只所以不知疲倦地读了那么多的书，除了语文课本那一点东西不够我学习外，读课外小说在书中寻找快乐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想学习作家们的写作技巧如何写一本书。
    可惜的是这世上的事儿不是那个人想做就可以做的，写书，我哪有那个文学水平与人生的阅历？写一部书，只是我一个少年梦而已。
    后来“文革”了，不能读书了，当农民，再后来我参军离乡，就为能吃公粮。写作少年梦，梦断何处，就在北太平庄。当作家？是理想！不自量。
    又后来退伍了，离开京师仪仗营，从警。办案，刑警这个警种的工作最苦又最忙，忙忙，一晃晃就是而立之年了，那个写书的少年梦只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