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托尼：“汤尼”咖啡馆的真相（第二部分）
    之前我说到，“汤尼”咖啡馆那地方后来我经常去。
    通常两个人一起——我和盛誉，我管他叫“誉子”的那哥们。
    我要特别声明的是，我不是每次去都“短打”。从根本上说，我不是个刻意要标新立异的人。有一回，我穿着短裤在街上走，遇到银行的小唐，见了我头一句就说：“哎呦，穿这么性感啊？”他度假十多天，刚从香港回来，乍见到我，本不该说这个。小唐的唐突，顿时让我得到某种提醒——要是“汤尼”家的也这么看，觉得我有事没事老往“他们家”跑，还穿得特招人，这不太好吧？于是，我各方面都有所收敛。
    我有点忌讳老板的眼光，不想让他觉得我过于随性……大冬天露个腿什么的。
    一来二去和老板就有点熟。有时他捧一杯热水，到我们跟前坐坐，多半是店里客人稀少，特空闲的那会儿。话题没定规，说说“左岸”一年一度的巴塞尔钟表珠宝展，说说夏天，说说老在酒吧门口喝啤酒的孤老。偶尔也说到新加坡——那些众所周知的事，以及我一无所知闻所未闻的事。
    我和誉子喜欢坐靠窗的那张桌，撩开半截纱幔，能看到街上的行人，推着婴儿车的主妇。桌上是红白格子的桌布，所有欧洲小咖啡馆都能看见的那种。
    什么时候起进入说故事的状态？据誉子说，是我挑的头。他说那天我说，新加坡的人其实很自我。说新加坡人最显著的特点是，从不跟人说自家的私事。哪怕同事很久，都别想知道他住哪儿，家里有些什么人，离过几次婚。
    我说，我有这么健谈？
    我感觉自己不太跟老板搭话，要说话都是誉子和他一对一。
    誉子说，说起新加坡你还是能说的。
    后来，老板顺着这话题：“在新加坡，我的一熟人，他是当警察的……”
    故事好像就是这么开始的——新加坡一“熟人”，一个人住着一大Apartment，基本不参加三个人以上的聚会，有哪些异于常人不可言说的爱好，有很多隐私……
    后来，这个“熟人”的故事就成了一长篇剧集。每次我们去，就等着老板空闲了，跟我们扯这“熟人”的“前情往事”。有时，老板有事要忙，暂且打住，留个尾巴等待下回。那做派就跟说书先生一样，艮节上突然就卖个关子，让人觉着比憋尿还难受。然而，兴味无穷。
    “我们好像就为了听故事而去——”有一天誉子如是说。
    “老板很会做生意啊，”誉子有所不甘，又说，“挣了我们不少咖啡钱。”
    “有故事听总比单纯为喝杯咖啡跑那么老远强。”誉子还说。
    那就不去了呗，我说。
    誉子紧追了我几步，“去还是去。其实故事还是蛮精彩的。”继而又说，“两个男人的事我没怎么听过。”
    我眼睛看着别处，说：下雪了！
    真的下雪了。
    …………
    事实上，从第一天开始讲故事我就把他认出来了。
    当他说，在新加坡，我一熟人，是当警察的……我脑子里的那根筋，好像猛地被人用指甲盖弹了一下！“铛——”
    其中的关键词是“警察”！
    刹那间记忆全都恢复了……
    该想起来不该想起来的仿佛全都想起来。
    我冷丁问老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蓄胡子的？”这事好像跟他正在讲的故事没什么关系，誉子也搞不懂我怎么想出这一出，特不友好地给了我一眼。可我明白，这很重要。
    “汤尼”家的被我问得很愣，看了下吧台里的服务生，随后不太确切地回答我：“应该有半年了吧……”这下，我心里踏实了。如果他不是这么说，如果说“我一直留胡子啊”，或者“我留胡子好多年了”，那么，也许我会去寻求别的答案。
    现在我可以确定，他，这个咖啡馆的老板，就是曾经去北京找我的那个新加坡警察，不过那会儿他只在上唇留了短頾，不是现在络腮这一款。显得比现在年轻，比现在闷骚。
    也就是说，我和他不只是打过照面，或者说只是在人生旅程中匆匆擦肩而过，事实上，那一年在北京，我和他至少有过三次正式接触。至于是不是誉子说得那样，“前世有缘”，我还真点半信不信了。
    我去“喜来登长城”会他，他没跟我说他是警察，也没跟我出示证件。那天，他穿着普通便装，是新加坡男人都爱穿的修身版衬衣，大颗奶子连同胸线很明显地凸噜着，这模样在北京爷们眼里，是很骚包的。去之前，朝阳区警署明明白白跟我交待，说是“新加坡警方要跟你了解点事儿。”还说，“你跟他们派来的警官好好配合，有什么说什么……估计也没你什么事。”所以我一早就知道他的身份，无论他穿什么，长什么样，在我眼里就是个警察。
    在“长城”他没刨根问底为难我，随便聊的样子。后来，五哥请他去“洗浴”，还让助理东子领着去了“三里屯”。五子哥之所以对他热情，是因为他是我“老乡”，是从我“老家”来的兄弟哥们。五哥的“老乡”观念，造成他来北京多少年了，依旧是个“土包子”……
    我怎么把这些都给忘了？
    他去北京找我，是因为老马丁。调查一幅画的事。之后，由于没听说老马丁的“画廊”有什么大事，更没牵连到我，这事就被我丢脑后了。我到巴塞尔之后，一下子没认出他来，一是因为在记忆里压根没给对方留地儿；再就是，我想，多半是他留了络腮胡子的缘故。
    他有没有认出我？我想一定是认出来，否则，我第一次踏进“汤尼”家，他不会流露出那么大的惊讶。现在想起来，他当时的反应，跟见到鬼了没什么两样。
    世界真小，真他妈的小，小到一转身就踩到了“往事”的脚后跟。
    事情真巧，巧到你自己都有被吓到。
    “无巧不成书”OUT了，书里的那点巧哪里巧得过真实的人生。
    经过这些奇巧之事，你会觉得上帝简直就是个老顽童，成天玩作弄人的游戏，把你从命运的这头搬运到命运的那头，把这个人的破事和那个人破事搅合在一起，然后搅合出两件破事之外的第三件破事。上帝这么搬来搬去，事儿妈似的，也不嫌累？可是话说回来，他老人家要不这么搬弄，不玩作弄人的游戏，成天在天堂里也忒寂寞了。
    “汤尼”家认出我来，却不说破，我想必是有原因。这也是我后来既认出他也不便说的理由。有时候，我们俩眼睛一过电，啥都有了——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以前我只知道这叫“心照不宣”，后来我才知道时髦的词儿管这叫“确认过眼神”。
    …………
    我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记录这个故事的？我曾经好好回忆了一下：萌生把整件事写下来、讲给更多人听的想法，应该是在他讲到“盗画”的那段时间，我敏锐感觉到这不单是一个情感故事，更可能纠缠着一桩刑事案件——爱情加案情，浓烈加惨烈，是一切好故事的基本要素，当年“海岩”那老小子就专门玩这个。它会让一个本来就好听的故事愈加好听，为凶险的社会现实增添了些许的甜腻和温情。悬念迭出、暗黑心理、法庭辩论、生死攸关、缘起缘灭……你要让它不吸引人也难。
    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居然还跟我本人搭界。我当然知道这个人参与过“马丁画廊”的案件调查，因为他就是为这事到北京找我。但我不知道“马丁画廊”盗窃案竟然和故事里的人物发生了联系，生生地把我这个局外人也牵扯了进来。当我听他叙述到“马丁画廊”那幅情色意味的画被偷时，我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没掉在地上。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记录这个故事，因为它太巧，太“好玩”了。好听加好玩，“无巧不成书”，至少在“成书”这一点上它是站得住脚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能不能写好这个故事。或者说，我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能力把一切都记录下来。每周我要上五天班，银行虽然不兴加班，但做我们“大客户”这一门，晚间应酬还是挺多的。没有大把的时间用于码字，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障碍，但更多的是对自己能力和耐心的不自信，毕竟前前后后要码下三十万字，二十五个章节。
    口述一个故事不可能做到很有条理，尤其是今天没讲完，明天再接着讲，或者是三天以后才续上，思维一定是“跳跃的”“碎片化的”——哪跟哪啊——相互间的关联度做不到很紧密。
    我们坐在一起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上次说到哪儿了？”或者“前几天这事说过吗？”有时，正说到兴头上，客人要结账走人，“汤尼”家不得不抽身去照应。等回来时，刚才的说故事的那点兴致就找不到了。想从哪儿接上只能听由讲述人。
    “重起炉灶”的事是经常有的。这就造成我不可能做到“如实记录”，不可能像录音笔那样，他说什么我记录什么。故事背后的许多细节，需要凭借我的理解和假设去加以补充，有时需要对时间顺序和叙事角度进行梳理，重新做出布局。
    这就是我用文字记录的故事和口述者“原故事”的差别。可以说，其中一定掺杂着我的主观想象，把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人生感悟加在故事主人公身上。在整个故事的记录中，我不得不用“皮特：”或者“王圣：”这样的方式来区分每一章节的不同视角，用这个方法来切换叙事的角度。
    好在“汤尼”家的叙述很细致，提供了我许多想象的入口，可以说，每一处想象都有切实的依据，绝非凭空捏造。也正是由于过于详细，许多生活细节属于男人之间的“私聊”，当它要诉诸于文字，尤其要将其转述给公众时，其中涉及隐私的描述，则成了我完成这件事最大的瓶颈。口头说是一回事，落成文字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一家网站、一个编辑能允许一个故事里有超尺度内容，即便你的故事再好听、再有普世意义、再有心灵教诲心灵鸡汤一般的作用。编辑管辖的就是不能出现“敏感词”。于是，我不得不对许多细节作隐晦处理，避免过于“写实”；用可接受的语言，甚至是隐喻的方式，来保持故事的完整性、真实性，同时又必须在普遍认同的范围和尺度内——这真是个费心费力的过程，但也因此而让这个故事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性，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吧。
    读完这个故事的朋友，一定认识到，我绝非哗众取宠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坚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耽美”故事，它很真实，很真诚，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遍的社会价值。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王圣，现在在哪里？这家咖啡馆为什么要叫“汤尼”而不是“JASON”？恐怕这也是读者朋友特别想知道的“真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