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主席的问话，铁骏嘿嘿一笑说道：“我和红五军的董振堂军长挺投缘的，不知毛主席可肯割爱？我还听说红军中有一个叫何畏的，被称为‘小诸葛’，也很善于游击作战，能否请他也来我们‘抗日先锋军’给我当个参谋什么的可好？”
    何畏1900年出生在广东省海南的乐会县，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何畏的祖母是越南人，因此他具有越南血统。1925年何畏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很快就成为这次罢工浪潮的风云人物，第二年，何畏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步兵科第一学生队中的一员。毕业后，何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之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期间入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12月，何畏参加了由张云逸、邓小平等人领导的广西百色暴动，历任红七军的连长、营长，开始了他在红军中的军事生涯。几年之后，何畏跟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入川，参加了中共川陕和豫鄂皖武装割据的开创，并出任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和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等人一样，此时的何畏已经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骨干。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召开军事会议，做出了将师扩编为军的决议，何畏的红十二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军长一职毫无悬念地落到了何畏的头上，第九军另外两位军事指挥员也是鼎鼎大名，他们分别是政委詹才芳和副军长许世友。何畏率领红九军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反围剿、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之中都有何畏的身影，他也被称为红军中的“小诸葛”。
    铁骏提出的这两个人选，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确定的，因为他比较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两个人当时的情况以及二人后来的发展轨迹（具体就不再赘述，可以自行查找资料），认为说服他们加入自己的“救国先锋军”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才在主席询问时直接了当地提了出来。
    听了铁骏所提的这两个人选，几位红军领导人都感到很意外。铁骏想要董振堂还好理解，毕竟二人曾经在消灭“青马”的战斗中并肩作战，有所了解；但是已经被边缘化的何畏又是如何被他这样一个刚刚回国的毛头小子得知的呢？不过，出于礼节，几位红军领导人都没有当场提出什么疑问，
    倒是周公已经暗自决定责成“特科”多留意一些这个铁骏和他的“海外华人救国先锋会”啦。事情办得很顺利，在铁骏和董振堂、何畏进行沟通之后，二人都爽快地答应了铁骏的邀请。眼看春节临近，已经完成此行任务、达成心愿的铁骏就准备向毛主席以及红军领导人辞行。
    铁骏独自一个人来到毛主席居住的窑洞，请警卫员向毛主席通报自己有事求见。不一会儿，就见毛主席、张闻天、周公、朱老总等几位工党军政领袖先后走了出来，周公手里还拿着一封电报一样的信纸，看样子是刚刚还在讨论着什么。
    毛主席抽着铁骏送的“哈德门”香烟，大步走过来笑着伸手和铁骏握手，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再次响起：“铁会长，我们正要派人去请你过来，没想到你已经不请自到，这算不算是‘心有灵犀’呀，哈哈！”
    铁骏现在已经不像刚刚见到几位伟人的时候那么冲动了，虽然说不上心静如水，却也已经能够冷静以对啦。和几位领袖握手寒暄之后，铁骏也顺着主席的话笑着说道：“哦？这可真是太巧了，不知道毛主席和几位前辈准备找晚辈有何见教？”
    毛主席吸了口烟，并没有开口说话，旁边的周公一扬手中的电报纸，用华夏人都熟悉的抑扬顿挫的“江苏淮安口音”对铁骏说道：“是这样，我们刚刚接到国民政府方面发来的电报，国共两党西安事变之后的第一次谈判将在二月十一号举行，谈判地点定在了西安。不过蒋先生委派的谈判代表宋志文先生希望在国共两党正式谈判之前能够先和铁会长进行一次会谈，并发来了邀请函，请我们转交给铁会长，这就是电报原文和邀请函。”
    铁骏满脸疑惑地接过电报，讯速递浏览了一遍，眉头一展笑着说道：“话说的还挺客气，不过恐怕是‘笑里藏刀’，想要给我设个‘鸿门宴’吧，呵呵！”
    周公也笑笑说道：“‘鸿门宴’倒不至于，不过想要敲打敲打你这个‘齐天大圣’倒是少不了的啦！最少你帮着红军消灭‘青马’精锐骑兵的事情已经让蒋先生有些寝食难安了，宋先生不会不拿这件事情‘问责’你的，呵呵！”
    铁骏等人在毛主席的招呼下又来到大树下坐下来，这个时候毛主席才开口说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倭国军国主义，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了主要矛盾，所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倭国侵略者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倭国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华夏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倭国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儿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随着主席气势磅礴挥动起一只大手，包括铁骏在内的所有聆听着全都热烈第鼓起掌来。铁骏一边拼命地鼓掌，一边神情激动地说道：“毛主席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一句话就把当前我们要面临的根本问题给说的透透彻彻，更说出了我们战胜貌似强大的倭国军国主义的致胜法宝，晚辈真心敬佩之至。我们华夏现在虽然国力羸弱、四分五裂，但是在外来侵略者的压力之下，必将很快形成团结对敌的战略局面，这正是毛主席所说的‘天下大势’，国民政府和蒋公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本来晚辈来这里是想跟各位前辈告辞返回北平的，既然蒋公已经对晚辈发出了邀请，晚辈自然要给蒋公一个面子，到西安会一会这位‘国舅爷’，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哈哈！”
    离开延安去往西安的铁骏并没有带自己的卫队，而是孤身一人开着一辆北极熊产的“军用卡车”。董振堂、何畏等人同来德曼和铁骏的卫队开上几辆“军用卡车”先返回大青山汇合“飞虎军”的大部队，然后再秘密返回察北，同唐聚五的部队会合。然后将由来德曼、董振堂、何畏协助唐聚五对“救国先锋军”进行游击战、阵地战以及运动战的战术训练，因为铁骏早已经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唐聚五的行政管理能力远远大于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原来铁骏手里实在是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军事人才，同时还要借助于唐聚五的“名望招揽人才和士兵，才不得不让唐聚五担任军事指挥官。现在不仅从工党挖来了能征善战的董振堂、何畏，还在自己的“飞虎军”之中发现了来德曼这位军事专家，铁骏自然要发挥他们的能量以提高自己部队的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啦。
    这不是铁骏要“过河拆桥”，而是要为所有跟随自己的战士们负责。要知道军队的指挥员就是战场上的“灵魂”，一个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铁骏可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同时随大部队回去的当然还有“老北风”张海天、高三元等特情部的头头们，不过他们和董振堂等人的任务不同，身负着铁骏交给他们的一项重要使命。
    二月初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历史名城西安迎来了一个开着北极熊产的“军用卡车”的英俊青年。
    铁骏在城门守将的引领下，开车来到了国民政府设在大西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官邸——西北行营长官部。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外表上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青砖绿瓦、古色古香，传统的华夏建筑。大门前的“广场上”站着几个中年男士，既有西装革履的“西式”绅士，也有军装笔挺的国军将领，打头的正是“国舅爷”宋子文。
    宋子文出生于上海，祖籍海南文昌。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
    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宋子文是宋嘉树之子，其兄弟姐妹分别是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现在的宋子文正式的头衔是中国银行董事长，正在积极参与并主持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这一次被蒋公派来西安主持国共两党会谈，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铁骏的钱包尔”。
    在这里历史的轨迹稍稍发生了一点点偏差，原本担任国民政府谈判代表的是顾祝同，因为他才是国府在西北的军政最高长官——西北行营主任。但是因为铁骏的出现，特别是得知铁骏竟然已经亲自到了延安，还给工党送去了大批军备物资之后，蒋公就马上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临时变更了谈判代表，委派在国共两党之中很有人缘的宋子文前来担任主要谈判代表。这个改变当然主要是针对铁骏的，在贺衷寒与铁骏接触之后，敏锐的蒋公就已经发现铁骏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二愣子，和他打交道还是“温和”一些为好，而宋公在华夏口碑还算不错，为人也是温文尔雅，更兼知识渊博、通今博古，又在花旗国读过书，和同样是“海龟”的铁骏应该能够谈得来，这才是委派宋公担任谈判代表的主要原因。
    铁骏的卡车停在了广场边，铁骏跳下车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就大步流星地向走过来的几位国府要员迎了上去。铁骏来西安当然不会再穿军装，而是换了一身时下比较流行的老式西服，头发也是梳成了油光发亮的小分头，看上去不仅阳光帅气，还显得有一些“洋味儿”，这也和他编造的身份比较相符，甚至于还有些迎合宋公口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