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国土面积有150多万平方公里，这个时候的人口总数还不到一百万，几乎每两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
    “赛音山达”是所谓的“蒙古国”东戈壁省的省会，在蒙古语中“赛音山达”的意思是“好水池”，可它偏偏又是“蒙古国”最干燥多尘的省会之一。作为省会城市，“赛音山达”的人口更显得少的可怜，仅仅只有几千人。
    “赛音山达”的城北有一个高岗，绝对称不上“山岗”，最多算是一个土石结构的小山包而已。然而，就是这个“土包子”，却是红北极熊在“蒙古国”的一处重要的“军事基地”。
    看着“土包子”上繁星点点的灯光，七百多名名身着红北极熊军服的“海外华人救国先锋会飞虎军”战士隐身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铁骏发出进攻的命令。
    为了得到足够用的卡车，铁骏决定亲自率领“飞虎军”突袭“赛音山达”的红北极熊“军事基地”。本来他是想进攻“伪蒙古”军政府的主要军事重镇“百灵庙”的，但是想到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傅益生将军就要发起“绥远抗战”并取得“百灵庙大捷”了，自己还是不要夺了傅益生的“成名之作”为好。于是，铁骏在同几个得力助手商讨之后，决定长途奔袭“赛音山达”。
    看看时间差不多啦，铁骏大手一挥，身穿红北极熊红军上校军服的杰李连科一马当先，带着一个小队的“红军”战士排着整齐的队形向着军营的大门走去。来到军营门前，杰李连科和岗哨说了几句话，这位小战士就忙不迭地搬开了路障，打开大门。杰李连科背在身后的手对身后的战士做了个手势，就率先走进了军营，后面的两个高大粗壮的战士在经过哨兵身边时，突然发难。一个家伙伸手捂住哨兵的嘴巴，另一只手狠狠滴将三棱军刺刺进了哨兵的心口；另一个战士迅速夺过哨兵的步枪，取代了他的位置，充当起了哨兵的角色。
    跟着杰李连科进入军营的战士们，也迅速分散开来，有的登上围墙上的炮楼，解决毫无准备的警卫；有的架起机枪，封锁住各个出口；而获得了进展顺利的信号的铁骏，立刻带领剩下的战士们迅速向兵营里跑去。七百多名精锐士兵，对付毫无反抗能力的一千来个红北极熊和蒙古联军，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铁骏和杰李连科就已经站在衣冠不整、瑟瑟发抖的俘虏面前了。杰李连科得到铁骏的授意后，大声对着俘虏喊道：“士兵们，都不要害怕，我们没有恶意。我叫纳莫谢维奇。杰李连科，是一名‘俄罗斯贵族’，曾经担任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警卫营长。今天我并不想去谈论意识形态的事情，只是以一个同胞的身份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我们现在活得很好，也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生命，加入我们的队伍去和倭国侵略者战斗。”
    然后，铁骏就让战士们把俘虏门分开带到各个营房，开始让他们进行商讨，没过多久，竟然有二百多位红北极熊士兵和三百多名蒙古士兵站出来要求加入“海外华人救国先锋会飞虎军”。
    铁骏不由的大喜过望，他朝着杰李连科使了个眼色，自己却带着早就挑选出的会开车的士兵去查看战利品去了。等到铁骏一走，杰李连科马上命令已经同意加入“飞虎军”的五百名苏蒙士兵，拿起上好刺刀的“莫辛纳甘”步枪，将不愿意投降的那几百名军官士兵当成了拼刺刀的刺杀对象，然后抬到“土包子”后面就地掩埋起来，这也是铁骏从历史上学来的“高招”——投名状！
    1934年下半年，在国8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剿压迫下，华夏红党领导的各路红军被迫离开苦心经营的苏区根据地，相继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
    全国红军主要分成四路，一路是从江西苏区西征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一路是从湘赣苏区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一路是从鄂豫皖苏区北上的红四方面军；还有一路是红四方面军的25军，作为偏师从鄂豫皖苏区出发单独北上。在差不多整整2年时间里，各路长征红军穿梭强敌、倦旅奔袭、披荆斩棘、无日不战。其间几度分合、兄弟阋墙、二涉雪山、三过草地、万里征尘、埋骨路畔，其所遇之艰难困苦，其所为之英勇豪迈，均可至人类超越自身极限之峰巅。直到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3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才终于结束。
    然而，此时的形势依然十分危急。成功化解了“两广事变”危机的蒋先生，见红军主力都集中到了陕北，立即调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配合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发起“通渭会战”，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红党和红军围歼在陕北狭小的地域里。
    当时的东北军统帅张小六子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都很同情红军，但又不能违抗蒋先生的命令，只好一面尽量拖延时间，一面将情报通报给中共中央，要红军速做定夺。
    为了求生存，毛先生和中央军委决意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力争打通与当时被红北极熊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得到红北极熊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再杀回河东。为此，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10月下旬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
    1936年10月21日，在蒋先生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队向红军发起攻击，蒋先生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当时红四方面军第30军已控制了黄河岸边的靖远渡口，正在抓紧时间造船准备抢渡。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了3个军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由南向北推进，与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4军、5军和31军发生激战。国民党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战场上又到处是光秃秃的黄土坡，无险可守。红四方面军刚刚经历艰难的长征，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武器弹药极其短缺，虽拼死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但仍然抵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被迫步步后退。
    在此危急关头，李先念率红30军于10月24日夜由靖远偷渡黄河成功，经过激烈战斗，打垮了对岸的国民党军，占领了渡河桥头堡。红军立即在河上架设了浮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及前敌指挥部于27日渡过黄河，后续的红9军也于28日渡河成功。
    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的4军、5军和31军应相继在靖远渡河，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在打退南线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应于中卫渡口西渡黄河。然而国民党军的推进速度太快，29日就追至靖远渡口。看守渡口的红5军抵挡不住，只好仓促渡河。国民党军的飞机迅即炸断了渡河浮桥，渡口亦被占领。未来得及渡河的红4军和31军独对强敌，只好退向打拉池一带，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11月8日，毛先生及中央军委电令彭*德怀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再图发展。而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则组成红军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单独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于是，河西红军开始了悲壮的浴血西征。
    渡过河西的红军为3个军，其中9军和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5军则为原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11月10日，西路军正式组成，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有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5发子弹；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有6500余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15发子弹；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有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25发子弹。此外，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
    可以看出，西路军的武器只能装备全军一半人马，弹药更是缺乏，此次远征前途多难。西路军总指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一手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在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他指挥红军进行了许多次重大战役，作战风格以狠、勇、缠著称，令国民党军非常头疼。蒋先生当年对这个学生并没放在眼里，不料日后竟成了心腹大患。蒋先生出了10万大洋买徐向前的人头，价码和毛先生、朱老总的一样。陈昌浩则是留苏学生，当年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的一个。此人年轻气盛，作战勇猛，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的人物。
    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即向一条山方向杀去，将挡路的青海军阀马步青的部队杀了个落花流水，前
    锋直向西进。初战胜利，红军上下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马家军不过如此。其实，这样的认知可是大错特错了。
    所谓的西北“马家军”是指青海甘肃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和宁夏军阀马鸿逵的部队，都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其中马步芳被称为“青马”，马鸿逵则被称为“宁马”。
    西路军所要作战的对象正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青马”。“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人。在上层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观念蒙蔽驱使下，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与仇杀，“青马”士兵在对外族的征战中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青马”军队作起战来极为凶悍顽强，擅长骑兵奔袭与白刃格斗，经常残杀俘虏，臭名远扬。此次红军大举西进，所过之处正是马步芳的地盘，他惟恐红军会占着不走，急忙调集“青马”军队主力步、骑共7万余人，由他的大将马元海指挥，大举向红军杀来。
    11月15日，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率领红9军占领古浪城。古浪为河西走廊的要冲，南北两面临山，只有东西一条狭长的通路。16日清晨，“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兵力向古浪发起突袭。“马家军”骑兵在旷野戈壁上奔驰迅速、闪电而至。9军仓促迎战，陷于被动之中。“马家军”武器虽比不上国民党中央军，但比红军可强多了，而且还有山炮助战。城外红军很快被分隔开，许多人被压缩进古浪城中。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虽然组织红军战士多次进行反击，但无奈敌人人多势众，反击均告失败。
    眼看着红九军“古浪惨败”的历史即将重演，就在“马家军”即将要破城的时候，其身后忽然冒出一排卡车，每辆卡车的车头上还都架着一挺“转盘机枪”，枪口喷射出的火舌不断地吞噬着“马家军”士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