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金军从云中（大同）出兵后，首先进攻朔州（今山西朔州）。朔州守将孙翊是河东名将，作战勇敢，忠于朝廷。他见金军来到城下，当即率兵出城迎战。然而，他前脚刚一出城，城内汉儿们便打开城门，向金人献城。
    孙翊与金军搏战了一番，但寡不敌众，又无法回城，最后只好领兵向太原方向退去。
    金军随即又进攻武州（今山西神池），武州城里的汉儿们也从内响应，开城投降。
    朔、武二州，原归辽国西京管辖，皆在燕云十六州范围内。金灭辽后，按照宋金双方约定，金人将朔、武二州还给了宋朝。现在，因城内汉儿叛变投降，又被金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
    随后，粘罕率军向代州（今山西代县）挺进。一路上，粘罕严戒部伍，整肃器甲。途中有一个必经之地，叫做家计寨，是代州“绝边控扼之地”。粘罕判断，此地将难以攻取。于是，粘罕分兵一部，绕道壶谷寨，实施两面夹攻。粘罕对兀室与余睹说：“今日至代州，与南军必有数战，不无劳力。其余地方，可乘胜破之矣。”
    家计寨又名杨家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然而，宋军在此并未部署守军，这大大出乎粘罕所料。金军很快越过家计寨，一路之上，并无战斗，这让粘罕颇感惊奇。金军快速推进，三天后，来到代州城下。
    代州素以关山雄固、军事要冲而闻名，与云中、朔州战略地位相当，实乃河东之咽喉。代州守将名叫李嗣本，是义胜军统帅。令人惊愕的是，在金军攻城前，李嗣本竟然被城内汉儿擒获，开城以降。李嗣本率城中官民向金人请命。
    很显然，代州失陷也是因汉儿叛变投降造成的。这些汉儿究竟是些什么人？其实，他们就是义胜军。
    义胜军，是由原河北河东宣抚使谭稹组建的，一支纯粹由燕云汉人组成的军队。当初，组建这支队伍的主要目的，是牵制郭药师的常胜军。当时，宋人称这些燕云汉人为“山后汉儿”。这支队伍大约有十万余人，皆勇猛强悍，由李嗣本担任统帅。
    对于义胜军这支队伍，宋徽宗与北宋朝廷很重视，每月发给的钱米等军饷高于官军，其他待遇也比官军高。这引起了官军的强烈不满。因为军粮不够用，朝廷下令优先安排义胜军吃新粮，官军吃陈粮。这一政策，更让官军感到愤怒。官军辱骂义胜军，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耶？吾诛汝矣！”义胜军闻言，皆很恐惧。
    北宋老百姓，也经常当面辱骂这些燕云汉人为“番人”。宋人对这些燕云汉人缺乏认同感，视他们为“非我族类”。这种排斥的情绪既很强烈，又很普遍。这样，这些燕云汉儿们，虽然名义上归顺了宋朝，虽然拿着宋朝的碗筷，吃着宋朝的饭食，但他们的内心无法在宋朝与宋人这里找到归属。于是，他们“其心益贰，俟衅且发”，一旦有机会，他们必然背叛宋朝，并且反戈一击。
    金军几乎不战而取朔、武二州，然后长驱至代州，又不战而胜，全都是燕云汉儿叛变投降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燕云汉儿之所以叛变，之所以成为带路党，与宋人将他们视为“北地降人”，对他们从不信任有很大关联。也可以说，这是宋人一贯歧视他们所产生的恶果。
    用常胜军防卫燕山，用义胜军防卫河东，这是北宋朝廷国防政策的极大失误。作为宣抚使的童贯与谭稹，应承担主要的直接的责任。
    义胜军与常胜军，花费了宋朝大量的粮食与钱财，但他们对宋朝都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与感戴之意，更谈不上有什么忠心。这大概是宋徽宗与北宋朝廷最感到悲哀的事情，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汉儿这一称呼，最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称呼。如汉乐府中有诗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唐诗中也有“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儿”的诗句。这个词语最初与汉人是同义，并无褒贬意味。
    辽国在获得燕云十六州后，特别是辽国与北宋军事对峙期间，辽与宋对分属于两国境内的汉民称呼，开始发生了变化。辽人称呼宋朝境内的汉民为南人，而称呼本国境内（主要是燕云地区）的汉民为汉儿。宋人也称呼辽国境内的汉民为汉儿，有时还骂他们为番人。辽、宋以及后来的金国，对燕云地区的汉民，都一致称呼其为汉儿。这表明，汉儿称呼已演变成一种带有蔑视口吻的特称，反映出辽宋金三国，都对燕云地区这些汉民的不信任与轻蔑。
    西路金军占领代州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南下。十二月九日，金军到达忻州（今山西忻州）。忻州乃战略要地，自古便有“晋北锁钥”之称。忻州之得名，据说与汉高祖刘邦有关。当年，汉高祖亲率大军北上，抗击匈奴，因兵败被围困于平城（今大同）。后来，脱围南撤，到达忻口时，已彻底摆脱匈奴追兵，汉高祖与六军欣然欢笑，因“欣”通“忻”，故得名。
    忻州知州名叫贺权，他觉得自己兵少将寡，抵御不住金军，于是放弃抵抗，打开城门，敲锣打鼓迎接金军入城。
    这个情况，令粘罕颇感意外，且非常高兴。粘罕下令：大军不得入城，不得骚扰百姓，即在城外扎营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