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收复燕京以来，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燕山府。由于战乱与旱灾，燕山地区粮食不能自给。无论是官府还是驻军，所需粮食给养，都须依靠朝廷来解决。可以说，收复燕京，只给宋徽宗带来一段短暂的精神上的喜悦，他很快就感受到，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包袱。
    从宣和六年（1124）六月开始，宋徽宗多次下诏，要求从京东路以及两河地区调取粮食，运往燕京；从全国各地征收钱财，支援燕京。
    京东路与两河转运司官员们，将朝廷下达的运输粮食数额，分摊到各地老百姓头上。由于缺乏运输力量，各路转运司官员还特别要求，百姓必须将粮食直接运送到燕京缴纳。
    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运费要花上十几石，甚至二十几石粮食，这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甚至灾难。再加上连续两年，河北、京东等路灾荒严重，许多地方，“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于是，在河北、山东等地，相继爆发了多起抗捐风暴，或农民暴动事件。少者几百人，多者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此起而彼伏。影响比较大的有：山东的张万仙，人数达十万；山东的张迪，人数五万多；河北的高托山，号称有三十万人；其他两三万者，不可胜数。
    面对日益蔓延的北方民变形势，宋徽宗主要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下诏安抚，另一手便是武力镇压。
    这年正月，宋徽宗派遣朝散大夫李遵和奉议郎朱定国，手持他亲书的御笔手诏，到河北路和京东路，抚谕盗贼以及唐、邓、汝、颍等地的流民，并采取各种优待政策。
    宋徽宗在手诏中说：
    “告谕河北河东盗贼、唐邓汝颍流移人户：方春田桑，宜使复业。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缘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抚御安集，使沚寒流离，扶老携幼，动以万计。转而为盗，非其本心。为之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纳税租。监司州县，奉行毋忽。”
    不久，宋徽宗又派遣七十七岁的老臣洪中孚为宣谕使，前往河北、京东等路，抚谕盗贼与流民。宋徽宗在诏令中允许洪中孚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招降政策。
    洪中孚急于求成，未经深思，便向各地宣告招降政策：凡是投降者，百姓可免除当年赋役；军士可恢复军籍，自愿削去兵籍者，也听其自便。
    政策发布后，一些乡党子弟于是钻政策空子。他们诡称自己是盗贼，以求免税。还有一些过去在部队上犯过错误，被开除军籍者，也声称自己为盗贼，以求恢复军籍。
    大名府尹徐处仁听说这些情况后，急忙上奏，极言政策之弊。宋徽宗于是免去洪中孚职务，令其回京任宫观使。
    在派出官员进行安抚的同时，宋徽宗还密令内侍梁方平，带军前去征讨。梁方平率领杨惟忠、刘光世、辛兴宗等将领，前去围剿张万仙、高托山与张迪。不久，张万仙被京东转运副使李孝昌招降。高托山率众转战于河北，以及京东路的青州、密州、沂州、徐州一带，被杨惟中和辛兴宗联军击败，高托山投降。张迪在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时，被刘光世击溃，张迪战死。
    经过一番努力，两河与京东一带的纷乱民变终于扑灭了。宋徽宗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宣和七年（1125）年正月，河东、陕西等地突然发生大地震，“诸山草木，皆没入地中”，多地房屋倒塌，民众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很严重。此次地震范围很广，东京一带也有震感，甚至连京城皇宫中的殿门“皆摇动有声”。
    宋徽宗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内侍前往震区了解灾情。不久，又有地方大臣上奏说：“两河、京东西、浙西水，环庆、邠宁、泾原等地，又出现了大量流民迁徙现象。”
    为防止再次出现民变，宋徽宗急忙派遣内侍前往河东和陕西等地传令，令各地州府，紧急赈灾，抚恤百姓。
    也是这年正月，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奉旨，出使金国，祝贺吴乞买荣登大金皇帝宝座。他路过燕京时，了解到许多令人吃惊的情况。因为燕京地区也连年发生饥荒，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父母食其子”、公开标价贩卖病死尸等令人恐怖的现象。许亢宗亲眼看到，连燕京最高领导人王安中的亲兵，都饿的瘦骨嶙峋，不成人样。他还听说，燕京驻军士兵，有不少人活活饿死。
    宋徽宗闻听“燕山大饥”，饿死了士兵，深感震惊。他想，首先必须要保证军队有饭吃。士兵都饿死了，靠谁守卫边境？宋徽宗急忙下诏，要求“自京师运米五十万斛，至燕山”，并点名令工部侍郎孟揆，亲自前往措置。
    二月初，孟揆率领船队自京师出发，浩浩荡荡，舳舻衔尾，沿黄河北上，从保信沙塘进入潞河，然后运达燕京。这批粮食是军粮，专供驻守燕京军队使用。
    此时，大权在握的蔡绦，却并没将心思用在内政与外交大事上，而是“肆为奸利，赏罚无章。遣使四出，诛求采访。喜者令荐之，否则劾之。中外搢绅，无不侧目”。
    而且，蔡绦还仿效王黼以前设立的应奉司，自己创置了一个宣和库式贡司。这其实就是一个大仓库，其中又分为诸库，“如泉货、币帛、服御、玉食、器用等”。“上自金玉，下及蔬茹，无不笼取。”自元丰年间所建大观库及榷货务所有钱物，皆被蔡绦集中起来，统一拘管并封存。
    蔡绦的狂妄恣肆，让蔡攸很气愤，蔡攸加紧搜寻打击蔡绦的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蔡攸终于在蔡绦撰写的一本名叫《西清诗话》的书中，发现了有力证据。在这本书中，蔡绦竟敢引用苏轼和黄庭坚的言论，这就是罪证。因为前不久宋徽宗曾下诏，严禁引用苏、黄文集，否则以违制论。
    同时，蔡绦还有一个更大的把柄，被白时中和李邦彦给抓住了。那就是蔡绦利用职权，破格提拔大舅子韩梠担任户部侍郎。白时中和李邦彦当即上朝弹劾蔡绦，指责他窃弄权柄，以权谋私，请求皇上撤销蔡绦职务，并予以法办。蔡攸则更加狠毒，他建议宋徽宗下令，处死蔡绦。
    对蔡绦的种种表现，宋徽宗早有耳闻，早就很不满，于是下令流放蔡绦。蔡京闻讯，急忙入宫哀求。宋徽宗看在蔡京的面子上，免除了蔡绦的流放处罚，但勒令停职，并撤销对蔡绦的“赐出身敕”。
    这时候，宋徽宗对蔡京已很失望。他感到今日之蔡京，已非昔日之蔡京。他希望蔡京能主动提出辞呈。可权力是个很有魔力的东西，人们一旦掌握了它，一旦尝到了它的甜头，都不想轻易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