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按老套路当然也要在现实中找阶级斗争活靶子打。
    只有这样，才能印证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才能震慑与领导离心离德的落后分子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党支部发动积极分子，满连队找“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基层的代言人、活靶子。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人人谨小慎微，个个如履薄冰，人们说话、做事都很注意，谁也不愿意、不敢乱说话。能当阶级斗争活靶子打的人，找起来其实也不容易。
    有话不说的人，谁也不能出卖他。敢说话的人，都是在铁哥们儿小范围内说，没人告密。
    一时半时，连队找不到合适的人当这个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罗指导员有点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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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一个傻乎乎姓刘的老知青碰在了枪口上。
    他在干活休息时，心血来潮，说起儿时旧事。
    他说他小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一队日本鬼子。这些日本鬼子对人很和气，尤其喜欢小孩，还发小糖给孩子吃，因此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日本鬼子。
    他还说他第一次吃小糖，吃的就是日本鬼子给他吃的日本小糖。
    平心而论，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美化日本侵略者，他说的只是他小时候的偶然所见，也有种卖弄自己见过日本人的意思。
    这就祸从口出了。
    有个积极分子很快就将他的话汇报给党支部罗指导员。
    罗指导员听罢大怒，啊！居然敢说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人很和气！敢说我们中国的孩子们都很喜欢日本鬼子！加上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这样的人不斗，斗谁？
    我想，罗指导员心里也大喜，因为我们连终于有了一个“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活靶子可以大打特打了。
    我们连队先是在本连开斗争会，大会斗、小会批，不断地斗这个姓刘的老知青。
    大家义愤填膺，纷纷发言批斗他。指责他是汉奸卖国贼，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
    团宣传股觉得我们连这个斗争会效果很好，被团政治部树为联系实际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典型。然后，就要求我们连成立一个大批判小组，将这个老知青带在全团各连队巡回批斗。
    这个巡回大批判小组有我、老知青周颂平、李永光，还有上海女知青杨宝珍，外加这个被斗的姓刘的老知青，一共五人。
    罗指导员叫我带队，我们五个人坐着驴车到各连队巡回批斗他，脱产干革命。
    路上还是周颂平赶驴车。
    姓刘的老知青也被斗油条了，他在批斗会上，做出种种自我批判的检查，言不由衷地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美化日本侵略者，说自己是汉奸。
    我们则对他上纲上线，严加批判。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一个六七岁刚刚记事的孩子懂什么？怎么可能是汉奸？
    我是文书，周颂平是赶驴车的，我俩不要下地干活，李永光、上海女知青和姓刘的老知青，因为要去各连队巡回批斗，这样就都不要干又累又苦的农活了。
    故而斗人的和被斗的，都很乐意。
    批斗会后，其它连会热情招待我们吃一顿免费的午餐。
    台上分敌友，台下是难友。我们也不能让姓刘的老知青饿着，大家在一起吃。然后我们一起坐驴车，一路说说笑笑再回来。
    三连联系实际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姓刘的老知青开始的时候畏惧批斗，后来被斗的次数多了，就不怕了，起先还有些羞涩。最后就习惯、麻木、无所谓了。
    秋收大忙季节，工作量加大，还要加班加点，干活特累人。
    这时候，这位姓刘的老知青特别怀念他被巡回批斗的那些日子。
    有时候，他会在无人之际，找机会主动向我打听：“文书，我这几天干活累死了，什么时候再带我出去给你们批斗几天啊？”
    若是发言批判别人的李永光，或是上海女知青杨宝珍觉得干活劳累，是他们提出来再搞一次巡回批斗会，还可以理解。现在，是挨斗的人主动提出来开巡回斗争会斗争他自己，这更让人感到悲哀和寒心。
    人被迫害折磨至此，这个社会环境邪恶的程度要有多深？
    这也证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要轻松愉快得多。
    当时，我也很同情他们的劳累。于是有一天，我向罗指导员建议，巡回批斗会效果很好，是不是再联系一个我们大批判组没去过的连队，再斗一斗我们连的“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活靶子？
    罗指导员善如流，基本都听从我的意见。
    李永光和上海女知青杨宝珍，以及被批斗的姓刘的老知青，在知道第二天要进行巡回批斗时，因为不要干活了，俱都十分高兴。
    斗人的和被斗的如此和谐，你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