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兵团成立后，我们九团团部配备有一辆军用中吉普。
    有一次，这辆车出了交通事故。
    团司令部熊协理员乘此车去南京公干，在六合县县城，与一单位大车相撞，熊协理员被当场撞死。
    这当然是一起不幸的交通事故。
    熊协理员曾在三连蹲过点，我们都认识他。他是个和善可亲的小老头。见人就满脸是笑，没有架子，很有人缘。
    这起不幸的交通事故发生后，团部经过与肇事单位协商，最后达成赔偿协议。
    给熊协理员开追悼会那天，团部领导打电话邀请肇事单位领导前来参加，对方单位领导出于礼节和同情，应邀而来。会议毕，团首长留客人一行吃饭，以尽地主之谊。
    在吃饭的时候，团领导事先安排好的机械修理厂的技工，迅速将肇事单位的小轿车的四个车轮给卸了下来。
    吃完饭，肇事单位的领导和驾驶员要赶回六合，他们走到小轿车边一看，车轮被人卸了，他们傻了眼。
    他们正想找团领导理论，死者熊协理员的家属、孩子们哭喊着围了上来，要肇事单位的人偿命。
    肇事单位的领导和驾驶员知道上当，立即吓跑了。
    从此，我们团就有了一辆小轿车，只是没有牌照，不能出远门，只能在九团大圹圩圩内使用。
    军人们对这种违反契约精神和不守信用的事情，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认为很值得骄傲。
    一些退伍战士对此，也认为这是团领导们的机智、勇敢、有本事，将此事在四下到处炫耀。
    这种品行，是高是低不言而喻。
    有头脑、懂得人情世故的老职工、老知青，则对他们这种毫无诚信，强占其他单位财物的下作行为，无不摇头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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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一年一月，陈伯达被中央定性为反党分子。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九大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党的“第四号人物”。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中，陈伯达担任秘书的时间最长，前后共达三十一年。
    他号称是中共的“理论家”、“中共一支笔”。
    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影响巨大。
    他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一系列党内重要文件。
    可一夜之间，他就变成“反党分子”了！
    这不太搞笑吗？
    只要有一个正常的、尚未痴呆的平凡大脑，人们都会反躬自问。可惜，很多人已经被奴化得不正常了。他们从来不敢想象，当时要是想打倒谁，就立刻给谁安上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谁也不敢怀疑这是栽赃。
    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这样的精神奴隶。
    当时，连队派我和老知青周颂平、李永光到团部参加学习“批陈整风”文件。学习完毕，我们还要将文件精神和附加宣传材料带回来，在连队传达、宣讲。
    我私下对周颂平说：“这些人又开始瞎扯了。以前王明、李立三、张国焘、张闻天反党。后来彭德怀反党，刘少奇反党。现在陈伯达又反党。怎么都是老牌共产党人反党？”
    周颂平笑道：“谁不顺眼谁反党，谁不顺心谁反党。需要杀鸡给猴看的时候，没鸡了怎么办？逮个鸭子当鸡也要杀。”
    我们抚掌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