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台孜的“保岳派”，很快在“保孙派”的人里面，找到两个阶级敌人。
    他们都是老场长孙家禹旧部。
    一是死老虎郭秘书，他是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仅此一项，谁也不敢说他不是阶级敌人。
    “保岳派”还深挖细追，查出郭秘书曾在一九四五年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的《罗斯福总统的四伟大》这篇文章！
    这就是鼓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啊！
    这种罪名，在当时就足可以随时随地至郭秘书于死地。
    二是挖出了隐藏的敌人、公认的老好人王建淮会计。
    “保岳派”在档案中查到，王会计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三个月的宪兵。
    宪兵，是维系军纪，处理军队中的刑事、违犯军纪事件的军人，有军事警察之称。
    国民党的宪兵，按政策就是阶级敌人，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
    “保岳派”将郭秘书和王会计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揪斗游街，做了两块“反革命分子”的木牌，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在队里游斗。
    平时，“保岳派”还命令他两个人出门要带上白袖章，以示侮辱。
    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郭秘书和王会计一贯奉公守法，平时为人皆善良谦和，固然被挂上黑牌子、带上白袖章、打成反革命，可没人恨。
    包括“保岳派”里的一些人，私下对他们两人的遭遇也很同情。
    但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同情他俩。
    在阶级斗争意识已经渗透到人们骨子里的时候，人性敌不过“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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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里的各队之间，造反派同派之间，也开始频繁接触联系，互通情报。
    大家都想谋求同一战线的联合，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换言之，都在争取盟友，想当霸主。
    我经过仔细观察，觉得人们对打倒党委书记岳中林的兴趣，似乎比对打倒老场长孙家禹的兴趣更大。
    这非常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干部们人人自危，他们见人开始和蔼起来，甚至有些以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干部，现在都点头哈腰地讨好工人了。
    中层干部们指挥不灵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和心情再去卖力抓生产。
    渐渐地，大家由开始的不遵守上下班纪律，发展到都不出工上班干活了。
    起先，胆小的工人，就是没人分配安排工作，也会自觉下地去干一会活。虽然只是做做样子，毕竟下地干活了。很多人这么做，是怕领导秋后算账。后来大家看见不干活也没什么事，也没人敢扣罚工资，于是就都不干活了。
    有些胆大的工人，从一斗当权派开始，就一天到晚打扑克、下象棋，打篮球。
    玩，翻着花样玩，反正不上班干活也没人敢管。
    无人管理而有人发工资的日子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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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里的“保岳派”和“保孙派”，双方都在争取我，极力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革命组织。
    我被场党委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头头的事，成为场党委“镇压革命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罪证之一。经常被“保孙派”的各种大字报提起，作为党委书记岳中林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这就让一些“保孙派”的人觉得，我比他们更具有革命的先觉性。于是，我似乎成为英雄。
    许多人认为，我一定会将党委书记岳中林视为仇敌，会天经地义的反岳保孙。
    但我有我的打算。
    场长与书记，对我来说，他们俩都是管理者，和我们工人，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换言之，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
    而且，我和他们两人都很陌生，没任何私人交往。
    他们压迫我剥削我够多够狠的了，我为什么要保他们？
    谁我都不保，我看热闹不好吗？
    再说，参加革命组织，就意味着要听从这个革命组织的号令，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极不愉快、极不情愿的事情。
    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你为什么不能听我的？

    作者闲话：

    这样的章节也要【等待主管复核】？令人惊讶！